1989——《悲情城市》與台灣的第一座金獅 -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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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悲情城市》與台灣的第一座金獅獎

1989年，台灣政治解禁，黨外運動初獲階段性成果，加上同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
社會對白色恐怖餘悸猶存，威權陰影猶未散盡。《悲情城市》在台灣的轟動，讓它不只是
一部電影，更是一個社會現象。

文：洪健倫／劇照：邱復生提供

轟動全國的金獅獎

1989年，義大利時間9月15日晚間，第46屆威尼斯影展舉行頒獎典禮，入圍國際競賽單元
的台灣電影《悲情城市》，一如頒獎前夕的四處流出的小道消息，拿下這個影展的最高榮
譽「金獅獎」，這是台灣電影第一次在地位崇高的歐洲三大影展中，得到最高榮譽。

台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9年又與美國斷交，在國際間陷入「亞細亞的孤兒」的外交
困境，1989年的威尼斯影展，也因中國政治干預，場外懸掛入圍影片國家的旗杆上，原該
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旗杆空蕩蕩。但獲得金獅獎的《悲情城市》，仍讓這個國家的名字、
故事，隨著這部電影的捷報，出現在全世界各大報的報導之中。

台灣時間16日一早，台灣主流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民生報
」，皆以頭版頭條大篇幅報導，送進家家戶戶。一攤開報紙，就能看見《悲情城市》導演
侯孝賢笑意滿盈捧著金獅獎座的照片。

這是台灣電影首次成為轟動全國的頭版新聞。17日的「自立早報」報導《悲情城市》代表
團載譽歸國時，更以「好比少棒初奪世界冠軍」為標題，形容轟動程度。

《悲情城市》除了是第一部在歐洲三大影展之中獲得最高榮譽的台灣電影，它是台灣電影
史上，第一次採用同步錄音技術進行拍攝的電影；它是侯導第一次挑戰歷史題材；更是台
灣在1987年宣布解嚴之後，第一部敘述二二八事件的影視作品。

1989年，台灣政治剛解禁不久，黨外運動初獲得階段性成果，加上當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
門事件，社會對白色恐怖餘悸猶存，威權陰影仍猶未散盡。《悲情城市》在台灣的轟動，
讓它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個社會現象。

《悲情城市》在全台盛大上映，根據國家電影資料館的「1990年電影年鑑」記載的票房紀
錄，《悲情城市》的台北票房約6600萬台幣，全台票房雖沒有確切紀錄，但以過去的估算
方式，全台票房通常是台北票房的2倍左右，刷新當時國片影史票房紀錄。

而若以當時約莫110元的國片院線票價粗估（當年國片與洋片的票價不同），台北票房
6600萬台幣的《悲情城市》，在台北市換算出的觀影人次約為60萬人次，而當時的台北市
人口，約為270萬人。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台北市，幾乎每10人中，就至少有2人看過《悲
情城市》。

《悲情城市》不但票房轟動，1989年的年底正值縣市長大選與增額立委補選，是解嚴之後
，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對決，不少候選人將《悲情城市》的主題曲，作為
競選音樂。「悲情城市」四字，也成為彼時政治議題愛用的熱門詞彙。

台灣新電影逆境中遲來的肯定

《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也為從1982年開始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奠定了難以撼動的
崇高地位。

從《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開啟的新電影運動，雖曾在因題材疲乏的國片市場
中展現新意，獲得不錯的票房，但風光只維持2年。後來，新電影作品雖在歐洲各地影展
屢獲肯定，但與過去電影題材、形式截然不同的新電影，仍屢屢因為票房不佳，招致保守
媒體與影評人的批評，背負「票房毒藥」的罵名。

保守輿論的批評與質疑，使得新電影主要創作者，以及當時擁護新電影運動的影評人、記
者與文化人，在1986年底共同連署了由詹宏志起草的「台灣電影宣言」，並於1987年1月
24日於「中國時報」正式發表。文中對於彼時的政府政策、媒體生態與評論體系，都有沉
痛的懷疑，並表達爭取「另一種電影」存在空間的決心。

1988年，在年代電影創辦人邱復生的資助下，詹宏志、陳國富、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
、朱天文等人成立「合作社電影」，《悲情城市》便是第一個進行的計畫，1988年11月25
日，《悲情城市》正式在基隆金瓜石的八角亭前開鏡，主要的拍攝地點在九份、金瓜石，
也在台北北投、苗栗大湖等地拍攝，拍攝期共65天。

《悲情城市》故事的啟發，來自《人間》雜誌中二二八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生平，
及其妻蔣碧玉（蔣渭水之女）的報導，發展出一個虛構的家族故事，劇情中揉雜田調訪談
素材、白色恐怖時期的「鹿窟事件」，以及作家藍博洲所撰寫的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
。劇本由侯孝賢與作家朱天文整理出分場結構，再由擅長捕捉口語氣味的吳念真，負責撰
寫對白。

而諷刺的是，作為《悲情城市》創作重要參考素材的《人間》雜誌，卻也在《悲情城市》
獲得金獅獎的同月，宣告停刊。

梁朝偉飾聾啞攝影師，在演員身上追求真實

此外，當時關於本片的其中一個話題，便是彼時人氣漸昇的港星梁朝偉加入陣容。由於梁
朝偉不諳閩南語，侯孝賢也因此把他的角色——林家四子「文清」，改以二二八受難者聾
啞畫家陳庭詩為原型，將文清設計為一名聾啞人士。文清和陳庭詩一樣，8歲從樹上摔落
而失聰，只能透過筆談與人溝通。這個有口難言的角色，卻也讓本片更多了一層詮釋意義
。

除了梁朝偉飾演文清，《悲情城市》主要角色的有專業演員，也有素人演員。專業演員有
飾演大哥文雄的陳松勇，飾演女孩寬美的辛樹芬。素人演員中，曾演出侯孝賢電影《戀戀
風塵》的布袋戲大師李天祿，飾演林家的老父親；首次演電影的高捷，飾演三哥文良；舞
者吳義芳則飾演文清的摯友寬榮，和詹宏志、吳念真、以及作家唐諾（謝材俊）、張大春
等人，是片中的知識分子，負責帶出那個時代下的社會、政治氛圍。

而彼時已確立長鏡頭美學的侯孝賢，也是從《悲情城市》開始，在拍攝現場漸漸捨棄劇本
，讓演員自己發揮。詹宏志就曾回憶，侯導不給非演員看劇本，以免照本宣科。侯孝賢在
拍攝現場，口頭向非演員描述角色的生平、故事。

為了避免各種背景的演員，在鏡頭前演得太用力，侯孝賢也開始「騙」他的演員，在拍片
現場假裝試戲，其實是趁他們最放鬆的情形下，拍下最自然的表現。而這個拍法，也讓陳
松勇登上金馬獎影帝寶座。

此外，已經獲得金獅獎認證的《悲情城市》，雖在第26屆金馬獎中，入圍最佳劇情片、導
演、男主角、原著劇本、剪輯、錄音與攝影等6個獎項提名，但最後卻與最大獎最佳劇情
片失之交臂，評審團選擇將這個獎，頒給香港導演關錦鵬的《三個女人的故事》。包括關
錦鵬在內，輿論都對這個得獎結果，感到不解與遺憾。

苦悶的破口，時代的代表作

《悲情城市》雖然獲得媒體、觀眾的力挺，但在首次可以開誠布公討論政治禁忌的當時，
還是遇到一些批評。有人認為作為解嚴後首部描述二二八歷史的電影，對於這段史實處理
得太迂迴；也有人認為，文清的好友寬榮逃至深山投入地下組織，並遭憲警繳獲的情節，
由於取材自白色恐怖初期的「鹿窟事件」，對於一部講述二二八歷史的電影而言，是混淆
了時代與歷史。

在政治初解禁的台灣，創作風格逐漸成熟、厭惡威權的侯孝賢，不但掌握時機拍出《悲情
城市》，更因為金獅獎的背書，他與台灣新電影運動的重要性終於在國內獲得承認，獲獎
聲勢與題材，使得《悲情城市》成為台灣釋放過去各種壓抑心境的重要破口。

對深愛藝術電影、深愛侯孝賢作品的影迷而言，侯孝賢最好的作品不一定是《悲情城市》
，也有不少人更愛其後的《戲夢人生》、《南國，再見南國》。但對更多人而言，為台灣
社會道出壓抑心情，成為社會現象的《悲情城市》，更像是侯孝賢、台灣新電影的同義詞
。

（本文出自文化+雙週報第51期「悲情城市30年」，1/6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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