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嘲男孩》惡與趣味的巧妙結合 - 電影

----有一點點劇情雷----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德國仍是人類史的一個大問題。相關回憶錄、小說、電影至今層出
不窮，追問這段歷史有何意義，如何避免噩夢重演。作為一部諷刺喜劇，《兔嘲男孩》似
乎成功找到一個童話故事般的巧妙切入點：從一名十歲男孩 Jojo 的童稚視角，看待納粹
、戰爭、以及那些在大時代下求生存，對某些價值有所堅持的人們。





一個十歲的男孩什麼也不懂，對國家設置的口號與規範全盤接收，輕易把政府強力灌輸的
意識型態內化成個人信念，去定義自我、群體和世界，並自我審查口號喊得夠不夠有力，
所作所為是否忠貞，這部分以 Jojo 的想像好友 Hitler 為象徵，笨拙滑稽的動作製造不
少笑點。

另一方面，十歲的男孩卻也什麼都懂，Jojo 不敢徒手殺掉兔子，因為他尚未對死亡麻木；
得知他人的悲傷過去後，他會不由自主為對方感到難過，試圖安慰，這部份則以和 Elsa
的相遇為代表。

正因為小男孩沒有世故，毫無心機，更沒有政治算計(?)，Jojo 以近乎直覺的方式回應眼
前的人事物，反而提醒觀眾：在身為德國人、亞利安人、猶太人、乃至身為納粹之前，首
先是身為一個人。當 Jojo 童稚純真的心靈，進入不知從何而來的既成現實，一腳踏進去
了，滿心期待成為納粹；另一腳還在外面，心中仍保有兩股力量的拉扯，這個既是、又還
不是納粹的身分狀態，正是全片張力與深意所在。

相比之下，週末訓練營中那些精熟打仗本領，逼迫 Jojo 殺兔子的大哥哥們，心中只剩下
Hitler，沒有了 Elsa ，或應該說 Elsa 只是那群已被妖魔化的猶太人當中，無須特地辨
識的一員。這群大哥哥已經（榮幸地）成為納粹，卻失去了做為人原初的意義。





社會心理學的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認為，接觸另一個群體成員的經驗，能夠
降低群體偏見、修正刻板印象。當然，實際上光憑接觸並不足以導致魔法般的和解，還需
要雙方地位平等，共同從事相同目標的行為等等輔助條件。目前歐美國家正面臨移民與難
民議題，許多心理學者在如火如荼探討各式各樣的接觸方式會有什麼效果，有些研究發現
，就連想像的接觸都具有降低偏見的效果。

在本片中，Elsa 的出現正是改變 Jojo 的第一步，兩人在家屋中的持續互動更是釀成最
後那句「Fuck off Hitler！」的關鍵。接觸一名猶太人，讓 Jojo 慢慢發現猶太人不是
頭上長角的怪物，並承認 Elsa 也是和他一樣的人，把她當人看。

只不過，這次接觸僅是 Jojo 的母親在無意間創造的情境。在群體衝突的大局下，群體間
往往仍有既定的權力結構，不該只把個體間的接觸和承認，當作廉價的解方。Jojo 能與
Elsa 在家門口共舞，不僅是基於兩人互動累積的情誼，更是因為同時納粹德國終於在二
戰投降了。




電影童話般的虛構敘事和血淋淋的歷史真實之間始終保持一絲巧妙的距離，在寫實與嬉鬧
的兩端找到絕佳平衡。本片的惡趣味很多，有一半猶太血統的導演 Waititi 親自扮演希
特勒；片頭配樂以披頭四的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我想握住你的手）德語版 Komm
gib mir deine Hand（舉起你的手），搭配納粹德國民眾集體歡騰的景象；片尾字幕則配
了 David Bowie 的 Heroes 德語版，究竟英雄所指為何？而讓眾角色一齊操著德國口音的
英語，也是個奇妙的作法。


這部片以幽默詼諧包裹沉重與荒謬，普遍得到觀眾喜愛，但在國外也受到不少批判，質疑
紐西蘭籍的導演 Taika Waititi 以鮮豔的畫面、活潑的配樂、童趣的情節，掩蓋了納粹的
惡行惡狀，甚至有美化、同情納粹份子的嫌疑。畢竟，你實在很難不愛上 Sam Rockwell
飾演的 Captain K，許多畫面暗示他的同性戀身分，而同性戀正是納粹極力迫害的群體之
一；他的政治立場看似堅定，實則行徑曖昧不明，甚至可說帥氣十足，先從蓋世太保手中
救了 Elsa，最終又推了 Jojo 一把，將他一舉推進新的世界
──從 Heil Hitler 到 Fuck off Hitler！


然而，這也正是本片最受批判之處：這個角色是否美化了納粹軍人的形象？針對納粹的惡
行惡狀，本片是否太過輕描淡寫（甚至連集中營這個字眼都沒出現）？這類對於二戰電影
，或對於任何談及沉重議題電影的典型道德要求，似乎很難容忍虛構的角色脫離大歷史敘
事裡的模板形象，在時代底下活出另一種更立體而難以概括的身姿。

我傾向認為，諷刺片畢竟不是紀錄片，更不是歷史教科書，而是在文化整體中佔據獨特的
位置，在真正嚴肅的寫實文本如磚塊密實堆疊，一般人不得其門而入之時，作為橋接，作
為某種入門，作為給些許微光傾瀉而出的裂縫。在這部電影中，包含隱晦提及集中營與大
屠殺，以及蓋世太保不到十分鐘的出場，這些情節所帶來的壓迫感不亞於其他嚴肅、寫實
的作品，而這種壓迫感，難道不就是因為我們（觀眾）自動連結了以往從當代文化中所熟
悉的納粹邪惡印象？我覺得把諷刺喜劇從整個文化中孤立出來檢視，並不公平。

繼續強化納粹的邪惡與毀滅性，是一種創作選擇；在明瞭納粹的邪惡與毀滅性之後，以幽
默與虛構，溫柔探詢另類的可能性，是本片的選擇（暴力的探詢則是昆汀《惡棍特工》的
選擇）。

這個選擇應該不致於讓我們遺忘真正嚴肅的故事，而是提供另一種寓言式的視角。





這部電影談的可以不只是納粹德國，而是一則關於身分（Identity）的寓言。

Captain K 的兩次救人行徑，都涉及身分的偽造：
隱瞞 Elsa 答錯生日的事實，讓身為猶太人的她暫時成為德國人，逃過蓋世太保的追捕；
脫下 Jojo 的納粹軍裝外套，讓身為德國人的男孩暫時成為猶太人，躲過俄軍的槍殺。

身分的偽裝變換，前後拯救了兩個主角的生命，
更凸顯了只根據身分便對個人生命進行審判的時代荒謬
──昨天身為猶太人會有生命危險，隔天要假扮成猶太人才能逃過一劫。
就如 Jojo 的好友 Yorki 在德國戰敗後改穿汗衫，直截了當的童言童語：
It's definitely not a good time to be a Nazi。

無疑是納粹份子的 Captain K 卻做出有良知的行為，也被某些影評批評「不夠納粹」。
這正說明了人是獨一無二的個體，與早已被定義的身分之間，永遠有著落差和距離，
或許，這正是本片誠摯的人道主義提醒。




十歲是可以一切重來的年紀（導演在訪談中提過，他覺得多數人都有挽回罪過的餘地，當
然不用說是一名十歲男孩），也是尚未被身分及相關的認知與規範牢牢綁架的年紀。透過
十歲男孩的視角，我們才窺見了身分的力量尚未成形僵化，人與人原初的相遇遭逢帶來的
力量，以及大人世界的荒謬與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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