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台灣》，見與不見 - 電影

《看見台灣》，見與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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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台灣》是台灣紀錄片中少見的異數，一來是其製作規模與預算，九千萬台幣的
預算已可比擬國際上大型的生態或環境紀錄片，二來其採取「全片空拍」的模式，究
竟該如何展開電影敘事，成為眾人好奇的焦點，畢竟，空拍景象之浩瀚壯麗，已可從
導演齊柏林的平面攝影集中略窺一二。

《看見台灣》的開場，即讓觀眾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高度與角度，從高空中俯瞰台灣這
座島嶼。無論是山谷、森林、河流、海洋，從高空向下望去，大自然確實有著無與倫
比、震撼人心的美麗；接著影片開始標註地名，給予難以辨認的地域一個個確切的名
字，讓觀眾得以認知該地景。然後，旁白出現了：「不要懷疑，這就是台灣。如果你
沒有看過，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

對台灣觀眾來說，這旁白再熟悉不過，是吳念真的聲音。但比起清楚的地景標示，片
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位旁白者是誰，其說話方式也不是「第一人稱」，而是以「第三
人稱」的口吻展開。

也就是說，吳念真在片中代表的並不是「我（個人）」，其個人性被抹除後，反而讓
影片旁白的使用，更接近許多宣傳片慣用的「上帝之音（voice of God）」手法，即
從畫面之外傳來（不知是誰，與畫面也無關），帶有權威感的解釋性旁白，再加上
《看見台灣》空拍的特殊角度，影片漸漸營造出一種「全知觀點」，亦回應了「站得
不夠高」這樣的說法。（但誰有能力能夠站那麼高？站這麼高的意義為何？）

而《看見台灣》的結構，可簡單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看見島嶼的美麗，再來呈現傷
痕與問題，最終則提供一個解答或看法。

美麗，指的是台灣的山林與自然之美；問題與傷痕，是過度開發、盜採砂石、水土問
題、地層下陷、工業汙染等等；解答或看法，是片中提到的兩位有機農家，洪箱與賴
青松，他們以自然農法耕種，善待自然。片尾則安排了原住民小朋友登上玉山山頂唱
「拍手歌」，他們還拿出了中華民國國旗對著鏡頭揮舞。

這套敘事方法，在看見「壯觀的美麗」時，可以選擇感性的讚嘆，就像是抒情散文般
，讓人感同身受；可是在呈現問題與衝突時，其旁白解釋／解說所給出的答案，某種
程度上卻阻斷了觀眾的思考，削弱了影片的想像空間，變相地不希望觀眾知道，不鼓
勵思考，完全體現了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tang）曾說過的：「你說得越多
，我知道的越少。」

換句話說，當論述邏輯被去政治化後，片中每每陳述問題時，其答案都回到一種反諸
個人的的道德勸說，在意小奸小惡，卻沒有大是大非，如同旁白所說：「在每次災難
後，人們怨天、怨地、怨政府，那自己呢？」，「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有沒有
共識的問題」，「環保問題與經濟發展是永遠的矛盾對立與無解。」

只是，底層的人們何辜？片中將環境禍端直指養殖漁民、彎腰農民、盜採砂石業者等
等，但到底是誰默許縱容？誰的政策失當？那些對國土規劃、對環境保護、對不法情
事最該負責的規劃者、管理者、決策者、權力者，在這樣的「選擇」下，在所有問題
都被簡化成每個人的問題與無解的情境下，真正造成問題的原兇們，在片中也就安全
隱身了。

當然，對紀錄片／電影而言，「看見」肯定是重要的，齊柏林所採取的「看見」，亦
帶有一種眼見為憑的直接意義。《看見台灣》中帶領觀眾看見的，大多的是一種現象
或表面結果，但任何狀態都不是一天或一人造成的，特別是環境災害與汙染。當意識
到問題後，導演如何「行動」，採取什麼作為，提供什麼樣的檢視角度，其實正是紀
錄片中最珍貴的片刻。

可惜的是，《看見台灣》的攝影機始終停留在空中，看似提出問題，但無力也無欲探
索，過於簡單的衝突論和答案，無法推展論述的深度。濫情的關懷，最終目的只是教
導我們記得去愛。

因此，《看見台灣》中最弔詭的是，影片大量地利用各種影音手法，越要強調「看見」
的同時，當看見與聽見的越多，其實也就凸顯了更多「沒看見／看不見／視而不見」
的真實，就像是政策失當、官商勾結、環境法律…等等結構性問題；而這些真實，雖
然無法直接看見／不容易看見，但相較之下，卻來得更貼近現實，因為這些「無所不
見」的權力運作，才是深深影響著台灣這座島嶼的核心。

從這個取向上看，片中「看見」的意義顯得虛妄，或許，「看不見」才是真正的問題
所在。這對抱著對台灣的愛而拍攝、標榜「看見」的《看見台灣》來說，無疑是一大
諷刺。

而關於「看見／看不見」的思考，則讓人聯想起日本導演藤原敏史的紀錄片《無人地
帶》（2012）與藝術家姚瑞中與LSD一起進行的「海市蜃樓（蚊子館）」系列作品。

《無人地帶》拍攝福島核災後核電廠周圍20公里的禁止進入區，片中不停地反思與質
疑影像「眼見為憑」的意義，旁白說到：「沒被影像記錄下來的事就不存在，但就算
被記錄下來後，這些影像又能代表什麼？」尤其，不只因為輻射是看不見的，災難是
可以復原的，而是那些真正發生嚴重災難的地方，或許根本不會有影像傳出。

而「海市蜃樓」系列作品，除了是一項調查報導外，也是一種藝術行動，其僅僅是拍
下蚊子館的照片與寫下資訊（名稱、地點、日期、造價），沒有多餘的解釋或說明，
但藝術的轉化能力，卻狠批和現形了那些看不見的，政府政策的荒謬，以及背後可預
見的各種骯髒事。

這兩份作品所延伸的，不僅僅只有情感，可貴的是他們的立場、態度、思考及行動。

回到《看見台灣》，這無疑是一部載著滿滿的愛的作品，情感豐沛，愛自然、愛土地
、愛台灣，也企圖以這樣的作品和胸懷感染觀眾。但愛並不是立場，也不是態度、思
考或行動；相反地，如果我們把愛當成唯一的觀點時，很多時候，愛就成了一種鄉愿
與濫情，一種對討論與究責的阻礙。

就像片尾原住民小朋友在玉山上唱歌跳舞，在山頂上揮舞國旗，最後字卡上寫著：「
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家園變得更好。」這些帶有宣示性的溫情安排，一筆勾銷了影片
點出的所有問題，反而讓影片充滿教化意味（讓人想起六０年代的政治宣傳影片手法
，充滿了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並以歡愉歌舞與口號標語規避現實問題），流於情感
的召喚，加上其敘事方法，讓整部作品降格為具有濃厚宣傳性質的紀錄影片。

小說家約翰‧賈德納（John Gardner）曾說：「每件事都會逐漸逝去，唯有選擇除外。」

對《看見台灣》而言，空拍是一種物理高度和拍攝企圖，但卻不是作品格局與深度，
其決定性的關鍵從來都不在於有多高、有多愛，而在於見與不見，以及永遠無法迴避
的，選擇與不選擇，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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