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色﹐戒》的國家立場──不寫什麼﹐底線在哪裡﹖ - 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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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色﹐戒》的國家立場──不寫什麼﹐底線在哪裡﹖

陳沖

　　不寫不可以嗎﹖

　　“寫什麼”和“怎麼寫”哪個更重要﹐是文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長期爭論
而仍然“不休”﹐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爭論的邏輯前提不成立。“寫什麼”和“怎麼寫
”都很重要﹐從邏輯上說﹐隻有當它們確實涵蓋了文學創作的所有問題時﹐“哪個更重要
”的問題才有意義。而實際上﹐這兩項相加﹐遠不是問題的全部。至少﹐還存在一個我這
裡要說的“不寫什麼”的問題。

　　讓我們就從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說起。

　　我所說的“不寫什麼”﹐不是泛指作品中所有沒寫到的東西﹐而是僅指該作品的特定
情境中通常會有卻偏偏沒寫到的東西。比如《色﹐戒》中沒有寫到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
就不具有“不寫什麼”的意義﹐因為那不在作品的特定情境之內。《色﹐戒》的故事﹐講
的就是一群愛國者試圖誘殺一名漢姦特務頭子的經過。影片的男主人公就是這名漢姦特務
頭子易先生﹐女主人公則是作為“誘餌”的王佳芝。在這樣一種特定情境裡﹐易先生雖然
沒必要拷打愛國人士﹐但通常總會有某種行為來表明他是個漢姦特務頭子﹔王女士雖然沒
必要時時發出豪言壯語﹐但通常也會有某種言行來表明她的愛國情懷﹐來解釋她不惜獻身
的原因。然而﹐在影片《色﹐戒》中﹐這些都被最大限度地虛化了﹐歸於“不寫”之列了
。正因為所有這些的一概“不寫”﹐男女主人公的身份﹐漢姦也好﹐愛國者也好﹐都成了
不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虛名﹐至少也是導演希望我們盡量不要去注意的東西。然後﹐呈現在
我們面前的﹐或者說導演希望我們密切注意的﹐隻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若換用摩登（
譯為“現代”或“時髦”均可）的說法﹐就是兩個“僅僅作為人”的人。

　　這樣處理不可以嗎﹖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據說李安在好萊塢也稱得上金牌導演﹐我們索性就從好萊
塢引入一個參照系。在那些相對嚴肅、不是純娛樂性的好萊塢影片裡﹐“不寫什麼”也是
很有講究的。“越戰”以後﹐他們拍了多部“反戰影片”﹐其中的好幾部﹐還成了電影史
上的經典之作﹐比如《現代啟示錄》、《獵鹿人》、《野戰排》等等。這些影片在電影藝
術方面所達到的總體水準﹐比《色﹐戒》隻高不低。這些影片對“越戰”的基本態度都是
否定的。不過﹐它們的批判鋒芒﹐不是指向那場戰爭的非正義性﹐而是指向戰爭本身的非
正當性。也正因為這種“人性”的立場﹐這些影片都不看重片中人物的身份（士兵或軍官
﹐來自城市或鄉鎮﹐白人或亞裔非裔等等）﹐而是把他們“僅僅作為人”來看待。這些影
片的批判有相當的力度﹐它們寫到美軍內部的腐敗﹐寫到一些美軍官兵人性的泯滅、獸性
的膨脹﹐讓人猛一看好像已經沒有任何顧忌。但是﹐隻要稍微留點神﹐就不難發現它們在
“不寫什麼”上都不約而同地保持著一條底線﹐就是不寫美軍吃敗仗﹐尤其不寫大敗仗。
這顯然不是因為編導們缺乏足夠的藝術勇氣﹐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有底線﹐也
知道這種事情的底線在哪裡。美國人能接受意識形態傾向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黨派
立場的不同﹐但在國家立場上不含糊。你的影片如果越過了這條底線﹐美國觀眾肯定通不
過。

　　但是﹐同樣的問題﹐李安在面對中國觀眾時根本不擔心。

　　《色﹐戒》這部電影是根據張愛玲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而該小說的主要情節﹐又取材
自國民黨中統特工鄭蘋如等刺殺汪偽特務頭子丁默村未遂的故事。據張愛玲自己說﹐她是
從1953年開始構思這個小說的。以張愛玲的才情﹐寫一篇萬余字的小說﹐竟然用了25年的
時間﹐原因可能有多個﹐但最主要的應該有兩條﹕一曰寫作難度﹐二曰等待時間起作用。

　　寫作難度難在哪裡﹖難就難在“不寫什麼”上。小說人物王佳芝是個中間體﹐這一面
﹐是竭力要把自己的影子附上去的張愛玲﹐另一面﹐是原型鄭蘋如。張愛玲要達到前面這
個目的﹐就必須強調她與鄭蘋如之間的共同點﹐極力淡化、虛化不同點。她們的共同點有
兩個﹐一是都與一個漢姦有某種關聯﹐但因關聯的性質有本質上的不同﹐所以真正有意義
的共同點隻剩下一個───都是女人。至於她們的不同點﹐也正是她們之間的最大、最本
質的不同點﹕國家立場。在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故事裡﹐鄭蘋如雖然有一半日本血統﹐但她
作為中國人的國家立場沒有一絲一毫的含糊。倒是擁有純正中國血統的張愛玲﹐所持的國
家立場卻很曖昧。當然﹐這個問題可以通過“不寫”來解決。但是﹐在不寫這個之後﹐要
給王佳芝的行為找到合理的依據﹐絕非易事。

　　然而﹐無論這有多難﹐應該也難不住張愛玲﹐更不會難住她20多年。所以﹐“等待時
間起作用”﹐才是《色﹐戒》遲至1978年始得寫成發表的真正的原因。

　　《色‧戒》在台灣發表後﹐獲得了相當的好評﹐被認為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不過﹐即使在台灣﹐也不是所有中國人都同樣健忘﹐因此﹐《色‧戒》也受到了嚴厲的質
疑﹐其中一篇署名“域外人”的批評﹐直指《色‧戒》是“歌頌漢姦的文學───即使是
非常曖昧的歌頌”。這迫使張愛玲不得不破例做出回答。據說張愛玲從不對批評做回應﹐
畢生隻有兩次例外﹐這篇《羊毛出在羊身上》即為其中之一。為了反駁那個顯失分寸的批
評﹐文章寫得是否有說服力並不重要﹐因為駁難本不是她的強項﹔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她
對小說的自我闡釋。例如﹐對於“對她（王佳芝）愛國動機全無一字的交待”的質疑﹐張
愛玲的回答是“我從來不低估讀者的理解力”。這話的意思﹐似乎是說王佳芝的“愛國動
機”不用明說讀者就能理解﹐但是往下讀這篇文章時卻會發現﹐張愛玲在解釋王佳芝種種
行為的心理依據時﹐仍然極力回避“愛國動機”﹐倒是用了很長的篇幅去強調王佳芝對“
表演”的痴迷﹐仿佛易先生的上鉤﹐隻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以至為此興奮不已﹐
“下了台還沒下裝”。這個“戲”一直演到把易先生誘至珠寶店﹐演到易先生不惜花“十
一根大條子”﹐為她買下那枚6克拉的粉紅鑽戒﹐讓她感到假戲裡原來還有真情﹐這才改
了戲碼﹐把《鋤姦計》換成了《捉放曹》。似乎張愛玲自己也知道﹐單用這個來解釋王佳
芝的“動搖”﹐無論如何是不夠的﹐所以她還設置了種種其他的依據﹐例如“每次跟老易
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再如把王佳芝及其同伙都說成是“羊毛玩票”﹐並非專業的
特工﹔甚至還有個“遠因”﹐即第一次在香港謀刺未成卻枉失了童貞﹐以至“有點心理變
態”。給人的感覺﹐張愛玲為了使王佳芝的行為有合理的解釋﹐什麼理由都可以用﹐連“
心理變態”都用上了﹐惟獨鐵嘴鋼牙死也不往“愛國動機”上說。為什麼會這樣﹖原因隻
有一個﹕若按張愛玲的這些解釋﹐王佳芝臨時改戲碼捉放曹﹐還可以說成是“動搖”﹐一
旦與“愛國動機”掛上鉤﹐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背叛───叛國行為。

　　就文本論文本﹐應該說《色﹐戒》是一篇回避了國家立場的小說。它並沒有歌頌漢姦
。那不是張愛玲的動機。張愛玲的動機僅僅在於───為一個女人愛上一個漢姦尋找種種
與國家立場無關的理由。

　　從張愛玲到李安的時間作用

　　從張愛玲寫《色﹐戒》﹐到李安拍《色﹐戒》﹐時間又過去了將近30年。時間確實在
起作用。如果說當年的張愛玲還不免遮遮掩掩﹐現在的李安已經有恃無恐。當然﹐另外的
一條也仍然在起作用───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健忘﹐所以直接為漢姦辯護還是有難度
的﹐還得費一些曲折。最常見的﹐用大白話來說就是“攪和”───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在日本侵華這場國難裡﹐一個中國人應持什麼樣的國家立場﹐是個簡單問題。而一般的
“國家問題”﹐則是個復雜的問題。“攪和”﹐就是偏要從一般的“國家問題”的角度﹐
去看抗日時期的漢姦。這在邏輯上叫“偷換概念”。

　　有一篇評論文章題目就很耐人尋味﹐叫《焉能辨我是忠姦》。它首先批評“中國人學
歷史就像小孩看戲”﹐除了忠臣和姦賊﹐“再無第三條路”。然後引用德國在二戰後清理
“通敵者”的故事﹐譴責“一些沒有什麼天分”的人﹐借“狠批幾位造詣非凡的大師曾經
出任納粹偽職”﹐“心態很陰暗”地“取而代之”。接著又引用加拿大的中國史學家的話
﹐認為“曾經幫侵華日軍指認出藏匿於平民中的敗逃國軍﹐結果害死了這些抗日軍人”的
人究竟是好是壞﹐也“很難判定”﹐因為這樣做“起到了保護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經
過這樣一番彎彎繞﹐真是“焉能辨忠姦”了。其實﹐我們看看愛因斯坦就明白了。這位“
造詣非凡的大師”﹐在談到一般的“國家問題”時說過這樣的話﹕“國家是為人而設﹐人
不是為國家生存。”這話說到家了。可是他本人對待納粹的態度﹐卻是沒有一絲一毫的含
糊。這本來就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范疇﹗

　　不過我還是寧願回到文學上來﹐把《色﹐戒》當作一個“不寫什麼”的標本來解剖。
至於這個“不寫什麼”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普遍意義﹐您可以自己看看﹐我們某一個時期的
文學景觀﹐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寫什麼”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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