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台灣紀錄片觀察筆記─泡沫後的危機 - 台灣
By Oliver
at 2009-06-04T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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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錄自 documentary 看板]
作者: fansss (新天堂樂園) 看板: documentary
標題: [評論] 2007台灣紀錄片觀察筆記─泡沫後的危機
時間: Wed Jun 3 13:18:34 2009
2007台灣紀錄片觀察筆記─泡沫後的危機
文/林木材
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9/05/2007.html
許多人把2004年、2005年,甚至2006年紀錄片(包括《跳舞時代》、《生命》、
《翻滾吧男孩》、《無米樂》、《醫生》、《奇蹟的夏天》…等等)上院線獲得高
票房和好口碑的現象稱之為「熱潮」,也有人盛讚紀錄片將成為台灣電影的「新希望」
。無論這些說法是否公允或過誇,在這段期間裡,確實因為許多事件開拓了社會大眾
對於紀錄片既有的看法和認知。
而2007年,作為緊接在這紀錄片「前所未有」熱潮後的一段時期,台灣紀錄片於這一
整年中的表現和發展,除了將與過去產生對照意義,它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其實也在
於無法與這段熱潮切割。換句話說,綜觀來看,2007年台灣紀錄片種種事蹟的最大意
義,將是重新認識這波「熱潮」,以及為這段時期在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史上定調。
紀錄片的的院線之路,表面上看起來風光無比,但實際上卻也隱藏著某些問題。學者
郭力昕對當時的《生命》熱潮批評道:「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
來買一張贖罪卷」;而《無米樂》高票房的背後,觀眾居然紛紛向被攝對象購買商品
(熱情觀眾向煌明伯訂了大量的手工棉被,累壞了他),崑濱伯的家成為觀光景點,
許多人爭相著要購買後壁鄉出產的米。這些令人始料未及的現象,儼然象徵著紀錄片
在享有市場及媒體光環後,將衍生出了許多複雜難解的衝突問題;而在另一方面,也
正因為紀錄片的聲名大噪,許多單位也開始利用這樣的媒材,以社會公益或幫助他人
為目的,去記錄世界的其他角落,
這樣有人出資,請人來拍攝的「紀實片(紀錄片)委託拍攝案」,以商業周刊的例子
最為明顯。2004年有吳念真導演的《阿祖的兒子》,2005年有劉俊宏拍攝的《湄公河
畔的台灣囝仔》,2006年則是林育賢執導的《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到了2007年,
就是大家所熟悉,由楊力州拍攝原住民家庭困境的《水蜜桃阿嬤》。
《水蜜桃阿嬤》是商業周刊「一個台灣‧二個世界」的專題策劃,希望以記錄弱勢或
邊緣的人們,呈現社會其他角落的故事,並且搭配募款方案,以期能夠對報導議題有
所回饋幫助。然而,之所以「水蜜桃阿嬤」會產生爭議,導致後來演變成一個「事件」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當影片在16個電視頻道、7個知名網站上播出時,片末出現了捐款
的帳戶號碼。許多觀眾在感動之餘,便立刻捐款,以為透過這個帳戶將可以直接幫助
阿嬤改善困苦生活,但卻沒想到,這些捐款流向的是「點亮孩子的未來計畫」。捐款
款項將用來購買城邦集團的「兒童生命教育教材」送給國小學童們作為生命教材之用
。(但因商業週刊也隸屬於城邦出版集團,因此有自我圖利之嫌。)
大量對於水蜜桃阿嬤是否有真正得到實質幫助的質疑四起,後來轉而成對影片內容的
批評,包括「消費原住民」、「以悲苦煽情催化愛心」、「將原住民貼上自殺民族標
籤」…等等。觀眾們開始質疑影片拍攝的初衷,種種爭議也將矛頭指向了導演楊力州
,認為他也該為此負責。而導演在公開信上卻像卸責般地寫著「紀實片是一個委託製
作案,關於商周募款的方式及使用,我無法承諾也無權承諾,………」。
台灣紀錄片在04、05、06年走過了商業市場,也曾成為媒體焦點。但這段時間因為商
業或過度曝光所引起的種種問題,卻遠遠不如成功表象、票房數字來得引人注目,關
於被攝者的權益、利益如何分配、影片將被如何使用…等等影片創作完成後的後續問
題,顯然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公開討論機會。
也因此,像「水蜜桃阿嬤」這樣令人遺憾的事件,彷彿見證著一種力量變化,簡單與
單一化的行銷推廣做法反過來啃食了影片本身,將影片主旨最終導向了唯一目的,即
捐款一途(這與過去將紀錄片視為政治宣傳片使用有著類似的概念)。
這樣的「逆襲」(轉變),可視為這幾年台灣紀錄片對於映演(院線映演、電視映演
…等)的輕忽,累積了許多問題,卻都未好好處理和檢討的總爆發。而幾乎可斷言的
是,不僅是創作者,也包括觀眾和整體環境(出資者、推廣運用者),都沒有從過去
的經驗裡學得教訓,錯估影響力,也沒思考大量傳播後可能衍生的嚴重問題,對紀錄
片傳媒的觀念還停留在天真單純的階段。如果人們能(藉由紀錄片)對整個事件有了
較全面性、深入的瞭解和看法,這個社會自然不會濫用,或不知如何去發散那些愛心
和好意。這是無論站在哪一方,哪一個位階的誰,都要學習的重要事情。
幸好,台灣2007年紀錄片的創作質地依然值得讚許。劉吉雄的《草木戰役》以一種浪
漫詩意的獨特視角,表面上挖掘台灣原生植物與土地歷史的關係,內裏卻隱喻著人們
對於外來者、草根者偏見的和解之道;洪淳修的《河口人》則繼續以沉穩的鏡頭和敘
事,訴說著城市邊緣被輕忽的環境污染和居民生計問題;朱賢哲的《穿越和平》經由
回顧2003年台灣的SARS和平醫院封院的始末,並以當時被封為「落跑醫師」的邊緣角
度切入,這才發現許多二元對錯之外的「灰色地帶」。
然而,除了這些男性導演的優秀作品之外,女性導演的創作力則更令人難以忽視。蕭
美玲的《雲的那端》,藉由記錄著中法混血的六歲女兒Elodie,因為父親遠在法國,
父女間只能透過電腦網路MSN去認識彼此的過程。除了身份、國族、宗教、文化的衝突
外,影片中關於人的情感,總在「虛擬」和「真實」間隱晦交錯,彷彿寓言著科技時
代下家庭的殘缺和宿命。這部精采的影片獲得了2007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YIDFF)亞
洲千波萬波競賽類的特別獎。
陳婉真的《是我媽/嗎》則將鏡頭對準自己和母親,以柔情的獨白,娓娓道出和母親
間的愛恨情仇。紀錄片成為一體兩面,為了彼此溝通而進行拍攝,也為了拍攝而展開
溝通。雖是以「家庭」作為題材,但卻毫不畏縮地呈現自己軟弱易怒,還有與母親面
臨破裂的關係。說到底,這部紀錄片不只是關於家庭、母女關係,其實更像是作者企
圖從原生環境裡,再一次重新回首並認識自己的旅程。在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播映時,
獲得了許多觀眾的認同和支持,最終奪得了最佳觀眾票選的「台灣獎」。
而黃淑梅記錄九二一災後重建點滴的《寶島曼波》,是繼五個小時又二十分鐘的地震
紀錄長片《在中寮相遇》(2006)後又一重量級作品。
此片鉅細靡遺地紀錄下災後居民們家園重建的過程,其中更涵括人們堅強的意志與公
部門之間的角力,導演不僅批判著不合時宜的法規和官僚文化,陪著災民們一起努力
,同時也不忘反省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角色的定位。這樣一個歷時數年、荒謬又帶
血淚的重建過程,其實再再反映著台灣可愛又殘酷的陋習文化,《寶島曼波》最終成
為一部不失批判性卻又勵志動人的偉大作品。黃淑梅導演也因為這兩部紀錄片,成為
首位在南方影展「蟬連」首獎的創作者。
有趣的是,《寶島曼波》在2007年的後半段展開了全台的巡迴映演;而郭亮吟於2006
年完成的《綠的海平線》則在2007年年初進行全台巡迴。這兩部可以說是台灣近年來
最優秀的紀錄片,竟不約而同地揮棄了「院線」的放映模式,而採取一步一腳印的苦
行巡迴。於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另一個現象,在這個年度裡,台灣紀錄片不再有
登上院線的例子了,與過去幾年有著極大的反差。
事實上,邁向院線所需的資源與資金,對一般紀錄片工作者來說,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任務。也因此「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才提出「紀錄片映演補助專案」,贊助甫完成
紀錄片的創作者們巡迴映演。這項計畫的深層意義,則在於透過一場一場的「座談」
,讓創作者與觀眾雙方更能直接地溝通與理解。(但這樣的巡迴是否就能灑下種子、
累積觀眾呢?仍不禁使人存疑,畢竟每一次不同影片的巡迴都像是重新開始。)
國藝會原本良善的立意,卻弔詭地在2007年9月20日公佈新辦法時,加上了一條「以院
線映演方式為優先」的新規定,讓人匪夷所思。從「水蜜桃阿嬤」事件,到紀錄片工
作者自己採取的巡迴放映,再到國藝會的映演補助新規定,三種不同的方式,不同的
期待,不同的認知,一方面明白地突顯了「映演」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更無法置
喙的是,「映演」於是成為2007年台灣紀錄片裡最混亂的一環。
當我們再度回頭檢視,這彷彿說明著所謂「紀錄片的院線熱潮」其實是建立在一個不
健全與不穩固的基礎上。換句話說,紀錄片在商業上巨大的成功,放置到紀錄片的文
化或是社會的文明脈絡發展來看,都是一種難以解釋的非常態現象。
而台灣紀錄片2007年所證明和經歷的,則像是一抹泡沫被吹散後的赤裸真相。站在期
望台灣紀錄片有著一個健全體系的前提之下,紀錄片的創作質量似乎已經無須擔心,
接下來所應注重的,將包括如何與商業合作、影片怎麼被看見…等種種整體環境上的
面向。假若有心人總還是愛濫用著紀錄片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不去反思或考慮發行出
版、頻道播映…等其他因素,那麼,台灣紀錄片在2007年所承受的傷痛和危機,恐怕
才剛只是陣痛期的開始而已。
※本文原刊於「民國九十六年台灣電影年鑑」,此處為修改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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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把2004年、2005年,甚至2006年紀錄片(包括《跳舞時代》、《生命》、
《翻滾吧男孩》、《無米樂》、《醫生》、《奇蹟的夏天》…等等)上院線獲得高
票房和好口碑的現象稱之為「熱潮」,也有人盛讚紀錄片將成為台灣電影的「新希望」
。無論這些說法是否公允或過誇,在這段期間裡,確實因為許多事件開拓了社會大眾
對於紀錄片既有的看法和認知。
而2007年,作為緊接在這紀錄片「前所未有」熱潮後的一段時期,台灣紀錄片於這一
整年中的表現和發展,除了將與過去產生對照意義,它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其實也在
於無法與這段熱潮切割。換句話說,綜觀來看,2007年台灣紀錄片種種事蹟的最大意
義,將是重新認識這波「熱潮」,以及為這段時期在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史上定調。
紀錄片的的院線之路,表面上看起來風光無比,但實際上卻也隱藏著某些問題。學者
郭力昕對當時的《生命》熱潮批評道:「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
來買一張贖罪卷」;而《無米樂》高票房的背後,觀眾居然紛紛向被攝對象購買商品
(熱情觀眾向煌明伯訂了大量的手工棉被,累壞了他),崑濱伯的家成為觀光景點,
許多人爭相著要購買後壁鄉出產的米。這些令人始料未及的現象,儼然象徵著紀錄片
在享有市場及媒體光環後,將衍生出了許多複雜難解的衝突問題;而在另一方面,也
正因為紀錄片的聲名大噪,許多單位也開始利用這樣的媒材,以社會公益或幫助他人
為目的,去記錄世界的其他角落,
這樣有人出資,請人來拍攝的「紀實片(紀錄片)委託拍攝案」,以商業周刊的例子
最為明顯。2004年有吳念真導演的《阿祖的兒子》,2005年有劉俊宏拍攝的《湄公河
畔的台灣囝仔》,2006年則是林育賢執導的《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到了2007年,
就是大家所熟悉,由楊力州拍攝原住民家庭困境的《水蜜桃阿嬤》。
《水蜜桃阿嬤》是商業周刊「一個台灣‧二個世界」的專題策劃,希望以記錄弱勢或
邊緣的人們,呈現社會其他角落的故事,並且搭配募款方案,以期能夠對報導議題有
所回饋幫助。然而,之所以「水蜜桃阿嬤」會產生爭議,導致後來演變成一個「事件」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當影片在16個電視頻道、7個知名網站上播出時,片末出現了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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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改善困苦生活,但卻沒想到,這些捐款流向的是「點亮孩子的未來計畫」。捐款
款項將用來購買城邦集團的「兒童生命教育教材」送給國小學童們作為生命教材之用
。(但因商業週刊也隸屬於城邦出版集團,因此有自我圖利之嫌。)
大量對於水蜜桃阿嬤是否有真正得到實質幫助的質疑四起,後來轉而成對影片內容的
批評,包括「消費原住民」、「以悲苦煽情催化愛心」、「將原住民貼上自殺民族標
籤」…等等。觀眾們開始質疑影片拍攝的初衷,種種爭議也將矛頭指向了導演楊力州
,認為他也該為此負責。而導演在公開信上卻像卸責般地寫著「紀實片是一個委託製
作案,關於商周募款的方式及使用,我無法承諾也無權承諾,………」。
台灣紀錄片在04、05、06年走過了商業市場,也曾成為媒體焦點。但這段時間因為商
業或過度曝光所引起的種種問題,卻遠遠不如成功表象、票房數字來得引人注目,關
於被攝者的權益、利益如何分配、影片將被如何使用…等等影片創作完成後的後續問
題,顯然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公開討論機會。
也因此,像「水蜜桃阿嬤」這樣令人遺憾的事件,彷彿見證著一種力量變化,簡單與
單一化的行銷推廣做法反過來啃食了影片本身,將影片主旨最終導向了唯一目的,即
捐款一途(這與過去將紀錄片視為政治宣傳片使用有著類似的概念)。
這樣的「逆襲」(轉變),可視為這幾年台灣紀錄片對於映演(院線映演、電視映演
…等)的輕忽,累積了許多問題,卻都未好好處理和檢討的總爆發。而幾乎可斷言的
是,不僅是創作者,也包括觀眾和整體環境(出資者、推廣運用者),都沒有從過去
的經驗裡學得教訓,錯估影響力,也沒思考大量傳播後可能衍生的嚴重問題,對紀錄
片傳媒的觀念還停留在天真單純的階段。如果人們能(藉由紀錄片)對整個事件有了
較全面性、深入的瞭解和看法,這個社會自然不會濫用,或不知如何去發散那些愛心
和好意。這是無論站在哪一方,哪一個位階的誰,都要學習的重要事情。
幸好,台灣2007年紀錄片的創作質地依然值得讚許。劉吉雄的《草木戰役》以一種浪
漫詩意的獨特視角,表面上挖掘台灣原生植物與土地歷史的關係,內裏卻隱喻著人們
對於外來者、草根者偏見的和解之道;洪淳修的《河口人》則繼續以沉穩的鏡頭和敘
事,訴說著城市邊緣被輕忽的環境污染和居民生計問題;朱賢哲的《穿越和平》經由
回顧2003年台灣的SARS和平醫院封院的始末,並以當時被封為「落跑醫師」的邊緣角
度切入,這才發現許多二元對錯之外的「灰色地帶」。
然而,除了這些男性導演的優秀作品之外,女性導演的創作力則更令人難以忽視。蕭
美玲的《雲的那端》,藉由記錄著中法混血的六歲女兒Elodie,因為父親遠在法國,
父女間只能透過電腦網路MSN去認識彼此的過程。除了身份、國族、宗教、文化的衝突
外,影片中關於人的情感,總在「虛擬」和「真實」間隱晦交錯,彷彿寓言著科技時
代下家庭的殘缺和宿命。這部精采的影片獲得了2007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YIDFF)亞
洲千波萬波競賽類的特別獎。
陳婉真的《是我媽/嗎》則將鏡頭對準自己和母親,以柔情的獨白,娓娓道出和母親
間的愛恨情仇。紀錄片成為一體兩面,為了彼此溝通而進行拍攝,也為了拍攝而展開
溝通。雖是以「家庭」作為題材,但卻毫不畏縮地呈現自己軟弱易怒,還有與母親面
臨破裂的關係。說到底,這部紀錄片不只是關於家庭、母女關係,其實更像是作者企
圖從原生環境裡,再一次重新回首並認識自己的旅程。在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播映時,
獲得了許多觀眾的認同和支持,最終奪得了最佳觀眾票選的「台灣獎」。
而黃淑梅記錄九二一災後重建點滴的《寶島曼波》,是繼五個小時又二十分鐘的地震
紀錄長片《在中寮相遇》(2006)後又一重量級作品。
此片鉅細靡遺地紀錄下災後居民們家園重建的過程,其中更涵括人們堅強的意志與公
部門之間的角力,導演不僅批判著不合時宜的法規和官僚文化,陪著災民們一起努力
,同時也不忘反省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角色的定位。這樣一個歷時數年、荒謬又帶
血淚的重建過程,其實再再反映著台灣可愛又殘酷的陋習文化,《寶島曼波》最終成
為一部不失批判性卻又勵志動人的偉大作品。黃淑梅導演也因為這兩部紀錄片,成為
首位在南方影展「蟬連」首獎的創作者。
有趣的是,《寶島曼波》在2007年的後半段展開了全台的巡迴映演;而郭亮吟於2006
年完成的《綠的海平線》則在2007年年初進行全台巡迴。這兩部可以說是台灣近年來
最優秀的紀錄片,竟不約而同地揮棄了「院線」的放映模式,而採取一步一腳印的苦
行巡迴。於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另一個現象,在這個年度裡,台灣紀錄片不再有
登上院線的例子了,與過去幾年有著極大的反差。
事實上,邁向院線所需的資源與資金,對一般紀錄片工作者來說,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任務。也因此「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才提出「紀錄片映演補助專案」,贊助甫完成
紀錄片的創作者們巡迴映演。這項計畫的深層意義,則在於透過一場一場的「座談」
,讓創作者與觀眾雙方更能直接地溝通與理解。(但這樣的巡迴是否就能灑下種子、
累積觀眾呢?仍不禁使人存疑,畢竟每一次不同影片的巡迴都像是重新開始。)
國藝會原本良善的立意,卻弔詭地在2007年9月20日公佈新辦法時,加上了一條「以院
線映演方式為優先」的新規定,讓人匪夷所思。從「水蜜桃阿嬤」事件,到紀錄片工
作者自己採取的巡迴放映,再到國藝會的映演補助新規定,三種不同的方式,不同的
期待,不同的認知,一方面明白地突顯了「映演」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更無法置
喙的是,「映演」於是成為2007年台灣紀錄片裡最混亂的一環。
當我們再度回頭檢視,這彷彿說明著所謂「紀錄片的院線熱潮」其實是建立在一個不
健全與不穩固的基礎上。換句話說,紀錄片在商業上巨大的成功,放置到紀錄片的文
化或是社會的文明脈絡發展來看,都是一種難以解釋的非常態現象。
而台灣紀錄片2007年所證明和經歷的,則像是一抹泡沫被吹散後的赤裸真相。站在期
望台灣紀錄片有著一個健全體系的前提之下,紀錄片的創作質量似乎已經無須擔心,
接下來所應注重的,將包括如何與商業合作、影片怎麼被看見…等種種整體環境上的
面向。假若有心人總還是愛濫用著紀錄片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不去反思或考慮發行出
版、頻道播映…等其他因素,那麼,台灣紀錄片在2007年所承受的傷痛和危機,恐怕
才剛只是陣痛期的開始而已。
※本文原刊於「民國九十六年台灣電影年鑑」,此處為修改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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