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投入製作研究教育 李道明多面向耕耘 - 紀錄片

40年投入製作、研究、教育　李道明多面向耕耘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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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紀錄片界中，具「多面向」特色的導演兼學者李道明，除產製豐富的原住民、環保與
社會歷史議題影片，也是推廣教育者，引進新觀念、培育人才、帶動風氣，並於今年獲頒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傑出貢獻獎」。

李道明出身新竹醫藥世家，從喜愛電影的文青，到紀錄片製作、研究、教育的全方位耕耘
者，近40年的投入，在因緣際會下順勢而為，勤力不輟，開枝散葉。


見證台灣奮鬥軌跡　李道明

1953年出生於新竹
學歷：美國天普大學廣播電視電影藝術碩士
現職：北藝大電影創作學系名譽教授、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製作）碩士課
程主任
從事紀錄片製作、研究、教育、影展評審及國際推廣等工作，紀錄片代表作有《殺戮戰場
的邊緣》《人民的聲音（環保篇）》《離鄉背井去打工》等；專書著作有《紀錄片：歷史
、美學、製作、倫理》等。


「 是電影找上了我吧！不是我主動追求電影夢。是在對的時間與地點出現一些對的人，
慢慢把我帶到這條路。」年近70的李道明回憶，帶他接觸電影的第一人，是母親。身為么
子的他童年常跟著愛看電影的媽媽上戲院，到了電視時代，又看影集、老電影。循著既定
模式上台大、赴美留學，但不像父兄般成為醫師，反而因興趣、時勢與機緣，由電影逐步
深入紀錄片的堂奧。

1971年，李道明以第三志願考上台大農化系，大二獲學長但漢章邀請，擔任當時頗具新世
代文化聲量的《影響》雜誌編輯。為兼顧編輯與撰稿，大三時李道明平轉社會系，畢業退
伍後，又當1年主編。70年代末台灣電影景況不佳，有心出國學電影的李道明想：「可能
回台灣也不能拍電影，就去念大眾傳播。」

當年李道明就讀的天普大學是全美電影學校前五大，他讀大眾傳播碩士班第一年也修不少
電影課，並拍攝作品。1年後，台灣電影環境似乎有些改變，他於是申請轉念電影。時值
美國紀錄片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拿到獎學金的李道明學習拍攝技術與理論，還修電腦動
畫、多媒體等課程，首部紀錄片《愛犬歸何處》更獲金穗獎最佳紀錄片與美國學生電影金
像獎的區域特別獎。

隨著台灣新電影崛起，李道明返台伺機而動，進入「光啟社」跟著製作人丁松筠神父前往
泰國、高棉（今柬埔寨）邊界難民營，拍出紀錄片《殺戮戰場的邊緣》，獲1986年金馬獎
最佳紀錄片與最佳紀錄片導演。

以往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多為官方宣導性質影片，1985年李道明與黃建業、張昌彥等新一代
金馬獎評審，大膽說服其他人讓該屆紀錄片項目入圍從缺，引發「什麼是紀錄片」的論戰
。由「從缺」到「得獎」，李道明以理論和作品開始改變台灣電影界對紀錄片的概念。

解嚴之後，壓抑多年的民間力量迸發，李道明除拍攝街頭社會運動，也持續關注環境保護
、原住民、台灣社會與歷史議題，記錄轉變過程。

因拍攝社會運動，接觸環保抗爭事件。「環保運動慢慢有人參與，可是對環境問題與不同
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太有人處理，我就去拍。」作品《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
工作者的畫像》與獲1991年金馬獎最佳紀實報導片的《人民的聲音（環保篇）》，都展現
他紀錄片創作者的觀點及環保立場。
　

靠教書能更深入研究，這些研究又提供拍攝的新想法。

1987年，他與人類學家胡台麗共同執導《矮人祭之歌》，開啟製作原住民紀錄片的契機。
因國立台中科博館設立人文相關展示，在該館任職的人類學家王嵩山邀李道明拍攝介紹原
住民各族的影片。「那時不知天高地厚，以為1年就能完成，結果拍了2、3年。因規模龐
大，只好招集人馬成立製作公司『多面向藝術工作室』。」工作室成員林建享、曾文珍、
郭珍弟、許明淳等，後來也成獨當一面的導演。

攝製紀錄片外，李道明也從事教學與推廣工作，在大學任教，並協助紀錄片在國內外放映
。他坦言，「一直拍片較容易因循舊方法，教書有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逼迫你重新思考
、學習更新的知識和理論，我的成長也是靠教書而有更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又提供拍攝
的新想法。」

李道明舉例：「《殺戮戰場的邊緣》時，製作人丁松筠認為應以旁白清楚傳達訊息。但我
教學時慢慢思考，到拍《排灣人撒古流》《人民的聲音》時就不用旁白，採觀察式的方法
。到《末代頭目》，用拍攝者與被攝者共同參與的模式，由『他者』與『內部人』合作完
成影片的做法，也大略符合「分享人類學」（shared anthropology）精神，反映排灣族
部落內部觀點。製作《路，TSUENU》時，更進一步結合紀錄片創作者、鄒族在地文化工作
者與長期研究鄒族文化的漢族人類學家王嵩山3方的身分與經驗，共同完成。」

另外，2006年李道明擔任公視史詩紀錄片《打拚：台灣人民的歷史》製作總監時，採用表
演重現歷史片段的拍法。「紀錄片使用重演，有理論依據。它不是戲劇，而有點像插圖的
概念，讓觀眾看到具體的人物、物件或行動。當時公視同意用這種方式解釋歷史，卻有觀
眾質疑。不過現在紀錄片大量使用這種手法，顯示社會需要一些時間接受不同的形式。」

　
紀錄片存在最大的意義，是留下社會演化過程的見證。

在紀錄片領域持續突破，但李道明的電影創作卻磕磕碰碰，1988年執導電影《陰間響馬·
吹鼓吹》裡的《吹鼓吹》段落之後，遇上90年代國片票房慘淡，他兩度申請到國片輔導金
，卻因找不到投資者而中斷。不過他因教學研究與對產業的理解，卻替後輩帶來新機。李
道明共同監製的林正盛首部電影《春花夢露》獲東京影展青年導演銀獎；2003年更參與創
立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以高標準養成人才，適時銜接台片復興，成為現今電影產業中
堅分子。

紀錄片吸引李道明的兩大重點：一是透過紀錄片可理解不同社會、文化、制度下，不同人
的想法、生活與面貌；二是提供人們思考社會問題或反省借鏡。無論是高雄後勁五輕關廠
或核四廠封存，看到多年前自己鏡頭關注的問題產生改變，他認為，「社會演化的過程大
家常會忘記，如有機會回頭看人們如何奮鬥才造成改變，這就很有意義。我覺得自己做的
事對社會最大的意義是在於留下見證，這也是紀錄片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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