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號科學人雜誌封面故事 - CSI

今天早上我聽到趙少康訪問總編輯的時候聽見有關CSI
找了一下網站內容有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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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http://sa.ylib.com/read/readshow.asp?FDocNo=885&CL=4


CSI真實現場

從檢察官、刑警到教育人員，都感受到熱門鑑識科學影集的衝擊。
撰文╱郝克（Max M. Houck）
翻譯／王道還


圖:檢察官以殺妻罪名起訴老牌影星布萊克，並提出證據，指出他有殺妻的動機與機會。
可是2005年3月16日，陪審團以缺乏物證的理由裁決他「無罪」。
他開釋後親吻律師；律師手上拿的是從布萊克腳踝上取下的監視器。

鑑識科學一直是推理小說的骨幹，無論是愛倫坡的杜賓系列（第一篇發表於1841年)
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第一篇發表於1887年）、
1976年起在美國播出的熱門電視影集「昆西法醫」（由艾美獎得主克魯曼主演），
還是現在極為叫座的CSI影集（自2000年起播出）。
福爾摩斯利用物質證據（physical evidence，亦稱物證）追查犯罪者的方法，
例如檢驗血液，許多後來都成為真實的辦案技術。
鑑識科學在20世紀開頭幾年，整合成一個專門行業，可是直到20世紀最後10年，
由於DNA分析技術問世，大眾才突然意識到鑑識科學的存在與能耐。

鑑識科學從來沒有這麼熱門或膾炙人口。
去年10月，美國有八個犯罪影集擠入收視率前20名，包括CSI（犯罪現場調查）各個系列。
那個月某個星期四，美國打開的電視機有27%播放的是CSI。
有線電視台中，「電視法庭」（CourtTV）每星期有四天播放「鑑識檔案」，
那是一個紀錄片影集，介紹真實的犯罪案件，由真正的科學家解說。
這些節目讓人以為鑑識實驗室配備了訓練精良的團隊、成套的尖端儀器、充份的資源，
能及時解決每一個案件。

不過，大眾知覺與實況之間的差距，非常巨大。而且這些電視影集走紅之後，
有些人開始抱怨「CSI效應」。至少有些檢察官與法官認為，陪審員受到了CSI影集的影響
，對物證的要求已達到不合理的程度。
至於「CSI效應」是否存在，是否對法庭行為產生了可以測量的結果，仍然是辯論的題材。
不過，CSI影集有幾個影響，倒沒有人懷疑過，例如警察的行動，
現在警察會蒐集更多物證；例如教育機構，有些鑑識學程的註冊人數，
增長率得以指數表示；例如負荷過重的鑑識實驗室，它們絕不像電視上光鮮亮麗、
以藍光照明的分析殿堂。

CSI對法庭行為的影響

在剛播畢的第六季CSI，有一集裡有個電視記者帶了攝影師到犯罪現場，想拍攝調查人員
的行動。鑑識實驗室主管葛里森斷然拒絕，他說：「電視上太多鑑識科學節目了。」
許多檢察官與法官都會同意這句話，因為他們相信陪審員受到「CSI效應」的影響。
但是CSI之類的節目對於陪審員在法庭中的期望，究竟有哪些影響呢？

2003年，新聞界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報導了從檢察官與法官那兒聽來的故事，
顯示陪審員的行為發生了變化。
2005年，美國俄勒岡州地方檢察官、美國地方檢察官協會副主席馬基斯（Josh Marquis）
告訴美國哥倫比亞電視網的新聞記者：「現在陪審員希望我們每一個案子都要提出DNA證據
；他們預期我們擁有最先進的技術，他們期望那些技術就像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
一點不錯，洛杉磯一樁謀殺案的陪審員就抱怨警方沒有將一件沾血外套送去做DNA鑑定。
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被告已經承認他到過犯罪現場。
法官評論道：電視節目教了陪審員有DNA鑑定這個技術，但沒有教運用的時機。
在德拉瓦州，有人研究陪審員處理證據的方式,有位受訪的陪審員因為案子涉及複雜的
DNA證據而抱怨道：這類問題在「CSI影集中」並沒有發生過。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一個陪審團決議開釋一名謀殺嫌犯，理由是缺乏物證，
儘管檢方找到了兩名目擊證人。檢察官認為這是CSI效應。
紐澤西州亞特蘭大市的一名辯護律師李文（Joseph Levin）
告訴當地的新聞記者：「過去五年，陪審員與他們的期望有很大的變化。
在閉門審議時，陪審員可以向法官提出問題，他們會追究他們認為應該有
而沒有出現的證據。他們想知道指紋或DNA在哪裡。要是沒有的話，他們要知道理由。」
2004年年底，美國老牌影星布萊克（Robert Blake）
在加州以殺妻罪名受審，檢方指出布萊克有殺妻的動機與機會，並傳訊證人，
指證布萊克曾經教唆殺妻。但是檢方提不出布萊克開過槍的證據（火藥跡證）
或可證明他在現場的血液噴濺物證，因此2005年3月陪審團開釋了他。
有人引述一位陪審員所言：要是檢方「有那些物證的話，就坐實了布萊克的罪名。」
負責本案的檢察官起訴過50件謀殺案，只有這一件吃了敗仗。
（譯案：這個案子已進入民事訴訟，今年3月地方法庭的陪審團判決布萊克得為妻子死亡
負責，需賠償3000萬美元給亡妻的子女，布萊克正在上訴中。）

在CSI影集走紅之前，大多數檢察官擔心的是，陪審團無法理解DNA證據的複雜細節。
不過，現在他們卻得花時間說明電視節目與真實狀況的差別；辯方律師在挑選陪審員時，
往往會詢問他們收視鑑識節目的習慣。
有些檢察官會設法排除CSI效應的影響。在亞利桑那州、伊利諾州、加州的法庭裡，
檢察官會傳喚所謂的「缺乏證據」（negative evidence）證人出庭，
讓他們提醒陪審員：在真實的情境中，刑警在犯罪現場往往找不到物證，例如DNA或指紋。

不過，有幾位法界專家卻提出論證，認為CSI效應也許純屬虛構。引述亞特蘭大律師李文
說詞的記者，也報導了紐澤西州高等法院法官迦羅佛羅（Albert Garofolo）的說法：
「一開始，我的反應也許是『對，真的有CSI效應』，但是我認為這只不過是疑心而已，
做不得準。我們覺得可能有那麼回事，但真相是，我不記得曾聽陪審團說過他們現在期望
更多證據。」


2005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犯罪、法律、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柯爾（Simon Cole）
與學生狄歐梭（Rachel Dioso）在《華爾街日報》寫道：「電視節目也許會影響法庭，
這不是不可能但是主張CSI之類的電視影集實際上增加了無罪開釋的案例，就站不住腳了。
教人想不到的是，這種主張連一點兒證據都沒有，得不到鑑識科學的支持。
對於陪審團達成決議的過程，已有堅實的研究成果，但是沒有一個研究發現過什麼CSI效應
。證據都來自道聽途說。」

今年2月，看來像是研究CSI效應的第一篇論文問世了，作者波德拉斯（Kimberlianne
Podlas）是名律師，同時擔任美國北卡羅來那大學葛林斯波勒分校的助理教授，
教授傳媒法與傳媒倫理。她的結論是，可能擔任陪審員的人裡，常看CSI節目的人與不看這
個節目的人，做出「無罪開釋」心證的機率以及推理過程，都沒有差異。
簡言之，CSI效應並不存在。不過，有幾位參與這個研究的人說，缺乏鑑識科學的證據令他
們不安，雖然他們知道物證並不會解決假設的罪名。
有人提議研究真實的案例，至少有五位研究生（三位在美國，兩位在英國）正準備提出研
究CSI效應的論文，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虛擬與實境的差異

圖:司法機構與鑑識實驗室已經湧入數以百萬計的物證，
儲存、管理都是教人頭疼的問題。

無論鑑識科學節目對陪審團的要求與裁決有沒有測量得出來的影響，
電視讓大眾對鑑識科學的調查過程與鑑識科學的能耐，產生了扭曲的印象，
卻是鐵案如山。舉個例子好了，電視影集中扮演鑑識人員的角色，兼具警官、刑警、
鑑識科學家的身份，而在真實世界中，並沒有這樣的職位。
執法、偵查以及物證鑑識，每一個都是複雜的領域，各有各的教育、訓練與方法。
從1980年代末起，鑑識實驗室裡的分工已有常模。
每一位鑑識科學家都必須知道其他次領域的能耐，但沒有一位科學家精通犯罪現場調查的
每一個領域。

此外，鑑識實驗室通常不是應有盡有，因而無法從事所有類型的分析，理由不外成本過高
、資源不足、需求罕見。電視影集中的鑑識科學家有充裕的時間對付每一個案子；
經常有好幾位刑警、技術人員、科學家全力投入一個案子。這些都與實況不符。
在真實的情境中，每一位科學家手上都有許多案子。
大多數鑑識實驗室的主要煩惱就是積案如山，大多數增加預算的要求往往源自解決積案的
壓力。

虛構的鑑識科學節目與真實世界脫節，還表現在它們展示的科學技術上。
馬里蘭大學的資深鑑識科學家毛里樓（Thomas Mauriello）估計，CSI影集中的鑑識科學大
約有四成是虛構的。
斯特森大學法學院科學、技術與法律全國資訊中心（NCSTL）主任韓德森（Carol
Henderson）在該中心的出版品上說：陪審員「要是發現檢方沒有利用某些他們以為已經
問世的新技術，有時不免失望。」
同樣地，職業偵查員也無法像影集裡的偵查員那麼樣精確。
電視角色也許可以用一架儀器分析一件未知標本；儀器的螢幕不斷閃現訊息，
還有不斷閃爍的燈號，然後結果就吐露出來了：媚比琳唇膏，42號顏色，批號A-439。
同一個角色也許接著就去偵訊一位證人，向他宣佈：「我們知道被害人曾與你在一起，
因為我們在你的衣領上驗出了她的唇膏。」在真實情境中，檢驗結果很少那麼明確，
鑑識偵查員也許不會直接偵訊嫌疑犯。
虛擬與實境的差距可能造成匪夷所思的後果。
例如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的一位警官遭遇到這種要求：「被害人的車子遭洗劫，
他看見後車廂有一根紅色纖維。他要我檢驗那根纖維來自何物，找出那個物品是在哪一家
店買的，再查出購買該物品的信用卡卡號。」

積案如山

圖:CSI主角凱瑟玲，她扮演的角色在真實世界中由好幾個人分擔。


真實世界的鑑識科學家，雖然裝備比不上CSI影集裡的團隊，但的確擁有越來越
精密的先進技術。1980年代末問世的DNA檢驗方法，需要的樣本比10元硬幣稍微小一些，
而現行的方法只要幾奈克（nanogram）血跡就夠了。
新聞中經常出現毫無頭緒的舊案水落石出、嫌疑人改列非嫌疑人、沉冤昭雪等故事，
都是先進鑑識技術的功勞。DNA、指紋、槍彈等資料庫，已成為偵查被告是否為
多重罪犯的重要資源。

然而，許多鑑識實驗室都在日漸增多的需求下掙扎，無暇創造電視影集裡的亮眼成績。
刑警對科學的能耐越欣賞，蒐集更多物證的壓力就越大，於是他們認為需要鑑識人員協助
的案子越來越多，提交鑑識分析的物證也越來越多。
刑警過去在犯罪現場也許一次只蒐集五件物證，現在蒐集的物證在50~400件之間。
1989年，維吉尼亞州的鑑識實驗室只處理幾十個案子，今年接到的案子已膨脹到數千件。
用不著說，犯罪現場的物事不見得每一個都能或都應該取回檢驗。
實驗室既然已積案如山，一個物事要是成為重要證據的機會不高，不妨擱置一旁。
但是源自電視影集的期待，不僅不切實際，還會產生社會、職業、政治壓力，
教人以為要是刑警帶回了一袋物證，其中包括菸蒂、速食品包裝紙與其他垃圾，
這些物事大部份都會受到重視，排入分析時程。

所有的分析都必須由實驗室人員完成，可是許多實驗室的負荷已經過重。
例如美國麻州不包含波士頓地區，有630萬人、8名DNA分析師（波士頓有3名）；
紐約市有800萬人、80名DNA分析師。
但是麻州與紐約市的暴力犯罪率相近（每10萬人分別是469.4件與483.3件），
而這類案件最可能動用DNA證據。換言之，麻州雇用的DNA分析師遠低於實際需求，
而在美國，麻州並不是例外。
好在麻州已正視這個問題，允許鑑識實驗室雇用更多DNA分析師。


因此，新趨勢的後果之一，是使本來已經非常嚴峻的積案問題更加惡化。
根據美國司法部司法統計局最近公佈的研究報告，在2002年年底（這是研究者所能取得的
最近資料），美國鑑識實驗室的積案已超過50萬件，儘管實驗室的檢驗效率至少是預期
完成率的九成。這份報告的作者估計，若要將2002年湧入實驗室的鑑定案以每件限時30天
的效率完成，至少還要雇用1900名全職人員。
司法部的另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2002年，美國50個最大的鑑識實驗室收到了120萬件鑑定
申請；這些實驗室的積案，在這一年之內就增加了一倍。
其實美國自1994年起，犯罪率就下降了，可是鑑識申請數量反而上升。

刑警蒐集的物證越來越多，另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是，儲存空間與儲存設備的需求
隨之增高，而物證的保存年限，地方、州、聯邦各有法律規定，不完全相同。
儲存物證必須克服的問題包括：必須有電腦、軟體、資訊人員好分類與整理證據；
有儲存生物物證（如DNA）的適當設備；有適當的儲存空間。
在許多司法轄區內，超過一定年限的物證可以銷毀或歸還。陳年舊案或無頭緒案件的物證
，有可能扮演關鍵角色，因此那些物證的儲存就很重要了。
美國紐約市卡竇佐法學院「昭雪計畫」（The Innocence Project）的人員針對可能
有冤情的案子進行調查後，發現75%受理案件的物證都不見了。

光是管理確實存在的物證，也要克服一些困難。
根據美國刑事鑑定實驗室主管協會（ASCLD）在2003年發表的一份報告，
美國的鑑識實驗室至少有1/4缺乏管理物證用的電腦。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巴尼分校東北地區鑑識科學研究所（NERFI）主任、前紐約州刑事
鑑定實驗室首長戴爾（Mark Dale）估計，未來10年至少要招聘一萬名鑑識科學家，
才能解決上述各種問題。
此外，適度地更新設備要花13億美元，購買新儀器至少需要投資2億8500萬美元。


對校園裡的鑑識科學熱潮

現在談談光明面罷。CSI各系列影集使大眾開始對科學著迷，認為科學是令人興奮又
重要的行業，美國自阿波羅太空計畫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科學熱。
就讀鑑識科學學程的人暴增。例如檀香山夏米納德大學的鑑識學程，
四年之內學生人數從15名增加到100名。
在我任教的西維吉尼亞大學，鑑識與刑事調查科學學程的學生，
2000年只有4名研究生，現在主修人數名列全校第三，超過500名。

【意猶未盡嗎？欲閱讀完整全文，請參閱科學人2006年8月號〈CSI真實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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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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