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洞》：他們是被騙來的 - 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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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洞》：他們是被騙來的

南方週末　 　2007-05-31 15:58:42



　　三里洞煤礦位於陝西銅川，1955年12月，300 多名上海青年來到銅川支援大西北
建設，一幹就是一輩子。

　　導演的父親朱永生就是其中的一員，死後尚欠礦上 500元

　　《三里洞》：他們是被騙來的　　

　　□本報記者　王寅　發自南京

　　
　　5 月20日下午，南京大學逸夫館，一臉絡腮鬍子的林鑫沉默地坐在階梯教室的最
後一排，教室裡正在放映他的紀錄片《三里洞》。



　入選第四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 (CIFF) 年度十佳紀錄片的《三里洞》已經是第
三次公開放映，前兩次分別是在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宋莊美術館第四屆中國紀錄片交
流周。在雲之南放映時，全場流淚，內部評選排名第一；在宋莊，獲得紀錄片交流周
的金獎。說《三里洞》是今年最火的紀錄片並不為過。

　　即使是第三次和觀眾一起觀看自己的影片，林鑫依然無法平靜地從頭到尾看完，
中途好幾次離開放映現場，「它和我的生活太密切了。」

　　長達 172分鐘的《三里洞》是一部黑色的片子，因為沉重悲傷的基調，也因為影
片的主人公都是長年和黑色的煤炭打交道的煤礦工人。

　　全片採用口述史的方式，由15個片段組成，記錄了礦工們不為人知的命運。
　　

　　黑白比彩色更準確

　在林鑫原來的構想中，《三里洞》所有的畫面都是黑白的，唯有影片最後是藍色
的、寧靜的天空。當林鑫做完全片以後，發現自己的主觀設想並不切合實際——那個
彩色的鏡頭是多餘的：「藍色並不屬於礦工，他們永遠在井底，連太陽也見不到。對
於這部影片，黑白比彩色更準確，煤礦的煤是黑的，那些從井下上來的礦工一排排站
著的時候，他們的臉全部是黑的，我不知道哪一個是自己的父親。直到有一個人過來
，拉起我的手，我才知道這就是我的父親。」


　　三里洞煤礦位於陝西銅川，1955年12月，三百多名上海青年來到銅川支援大西北
建設，一幹就是一輩子，再也沒有離開過這裡。

　林鑫的父親朱永生是這三百多名礦工中的一員。在《三里洞》創作手記中，林鑫
寫道：「從2005年開始，我懷著對父親的一份歉疚，尋找著那些活下來並依然生活在
這裡的老礦工，記錄下他們的生命肖像，並以此作為紀念。」開始拍攝《三里洞》的
時候，林鑫的畫家和詩人的身份都變得不重要了，惟一重要的是他是礦工的兒子。「
礦工的兒子」讓他得以順利地接近倖存的老人們，「礦工的兒子」也是一種無可替代
的使命感，支撐林鑫堅持拍完了這部影片。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三百多名礦工已經所剩無幾，林鑫扛著攝像機，一家一家去
找。

　　在採訪過程中，每個受訪者都會提及一個人的名字——戚國其。

　　1957年的一天，共產黨員戚國其正在井下煤倉的水泵房排水，主井提煤機斗的鋼
絲繩突然斷裂，把整個煤倉都砸扁了，戚國其成為第一個因公犧牲的礦工，礦工們印
象極其深刻：「這樣砸到人的中間，兩頭都翹著。哎呀，弄了半個月才把他弄出來，
那個大羅馬錶還走著。」



　礦工在井下水裡泡了16個小時，才把人弄出來，結果人骨頭沒有了，就是一張皮
子———20多歲的戚國其以慘烈的方式告別人世，給礦工們極大的震動。很多人坐上
火車，準備逃回上海，礦上把他們又追了回來。礦工們第二次從咸陽上車，終於逃回
上海。但是在上海沒有戶口，就沒有糧票，連吃飯都成問題，礦工們只得無奈地再回
到礦上。


　　很小的時候，林鑫就知道戚國其的名字，他的奶奶經常提及，但是林鑫始終不知
道這個名字意味著什麼。直到在拍攝《三里洞》的一次採訪中，一個老太太無意中告
訴林鑫：你家住的房子原來就是戚國其住的，他死了以後，家屬回上海，你們才能住
上那房子。林鑫目瞪口呆：聽過無數次的名字，竟然跟自己有這樣的關係，好像一切
都早已安排好了。

　　林鑫將戚國其的段落放在了《三里洞》的開頭，自己的父親則放影片的結尾。在
影片出現的15個礦工中，戚國其和林鑫的父親朱永生的名字上都有醒目的黑框。
　　


　　烤熟的紅苕

　　銅川是一個沒有十字路口、只有丁字路口的城市，一個在衛星上看不到的城市。
銅川之所以出名，是因為礦難。

　　在林鑫童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放學以後背著書包，站在寒風中，數礦下運上來的棺
材。

　　林鑫後來在他的詩中這樣寫道：「那是一些生命在千米下的煤層中燃燒／那時我
太小這種深刻的絕望無法感受到／只是背著書包站在寒風中看著一輛輛汽車裝著一排
排棺木不知有多少／同學們相互傳遞著瓦斯的爆炸／有人說瓦斯過後的人體像烤熟的
紅苕……」

　　銅川礦難時有發生，最近的一次是在2004年11月28日———銅川陳家山特大瓦斯
爆炸致使井下 166名礦工全部遇難。這是44年來我國煤炭行業最大的安全事故，溫家
寶總理在事故現場潸然淚下。

　　說到生與死，已經直面太多死亡的礦工們神情平淡冷漠，就像喝水一樣：「不知
哪個礦，那也是個副絞上下人，下去有四五個人。也麻痺了，登罐了，下去，嗚嗚…
…等到他知道了，馬上剎車，已經來不及了，罐籠嗵一下下去了，有的人腿骨從肚子
裡出來，有的直接把腿蹲斷了，下去那速度多快。」這些礦工們早沒有了上海口音。


　　做過 5年團支部書記的姚洪昌當時是第三分隊分隊長：「筒上結的那個冰凌，靠
在井筒壁上，那一溜子冰凌，從上到下整個都結著冰呢，所以採取打冰的辦法，就是
人工打冰……一直到早上 8點多，要換班了，正上下人的時候，底下沒有打冰的那一
層，那個冰，他媽的，掉下去了。幾噸呀。一傢伙下去把罐籠蓋都砸塌了，底下的鋼
樑都砸彎了，工字鋼那多大了，把工字鋼都砸彎了，當時就犧牲了一個……忘了姓啥
，好像姓王吧。」
　　


　　歷史就這樣抹去了


　　「我們都是被騙來的。響應號召嘛，支援大西北，那時說的是調到西北來當國家
幹部哩，他沒有說下煤窯麼，要是下煤窯誰肯來？你不報名不行，有人報了名不來了
，整天把你弄辦公室做思想工作。」王正祥說。

　　眾多的礦工還原著那段歷史。「剛來時，他們說煤礦工人好得很，又是給你上來
洗澡，又是太陽燈，又是那個這個，礦工帽子怎麼樣，就是他們騙來的，實際就是騙
來的。打眼放炮，回收啥都干。」高章順這樣說。


　在林鑫的鏡頭裡，昔日的勞模們兩鬢斑白、行動遲緩，落下一身職業病。老礦工
們現在拿著六七百元的退休工資，生活拮据，家徒四壁。他們的子女有的子承父業，
還在礦井工作，有的已經下崗失業。說起子女生活的狀態，老人們不禁憂從中來。陸
榮初說到女兒的工齡被買斷的時候，不由得發出一聲無奈的長嘆。

　
　在老人們講述的畫面裡，林鑫插入了大量在礦區拍攝的空鏡頭，礦工們當年的艱
難經歷與現在停產的礦井、凋敝的街道、無人的廢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林鑫尋找童
年去過的一座煤礦，卻怎麼也找不到，最後有人告訴林鑫，礦井在新蓋的水泥廠下面
——歷史就這樣抹去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跡。


　　「《三里洞》這樣結構的口述史在國內的紀錄片中並不多見。影片是父輩給林鑫
的財富，有著兩代人的積累。」CIFF項目執行委員會主任曹愷如是說。

　「當我無可奈何地跌入我所拍攝的生活，他們的生活就成了我的生活。作為一個
紀錄片製作者，我是卑微的，我沒有權力去閹割生活。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像僕人一樣
，儘可能忠實地將複雜的曖昧的生活轉化為影像。任何居高臨下的審視、同情和武斷
都會使我記錄下來的影像顯得可疑。」林鑫說。


　　在採訪過程中，林鑫只是傾聽老人們講述他們的生活。當老人們沉默的時候，他
選擇了等待，讓攝像機靜靜地開著，最長一次的等待是十多分鐘。「我拍下來的時候
，是記憶；我把鏡頭對準他們的時候，他們掉頭不說，那是忘卻。」

　　林鑫也有不忍揭開老人心頭傷疤的時候。一個老人說到自己子女的時候，獨獨漏
了小兒子：這個兒子我忘記了。其實林鑫知道老人閉口不提的這個孩子是他的同班同
學，後來被槍斃了。


　林鑫把影片的最後一段留給了父親朱永生。父親原來想成為音樂家，最後不得不
以礦工為生。在父親的段落前，有林鑫為父親寫的詩，他在配畫面的時候，讀了三遍
，前兩遍泣不成聲，直到第三遍，努力控制情緒才讀完：「凌晨三點的敲門聲將我從
夢中驚醒／我和母親走在死城的馬路當中聽得見山上的狼嚎／父親的腿上打著石膏／
蒼白的臉上浮著微笑／在那忍受著巨大痛苦的堅毅裡／將心中美好的願望一點一點全
部蒸發了。」


　　林鑫試圖在影片中展現真實的父親形象，卻事與願違。每當林鑫向老人們發問：
我父親受傷是怎麼回事？老人們都善意地迴避了事實：煤礦塌方了，你父親被砸倒了
。

　　其實林鑫知道真相：父親是瓦斯檢查員，每天要跑幾十里路，他遵守規則，從來
不趴礦車。有一天實在跑不動，去趴礦車的時候，事故發生了，父親被壓傷。

　　林鑫的父親去世之後，煤礦來人索要其父欠礦上的 500多元。「父親不到20歲就
來開礦，把一生獻給了礦井，到最後竟然還欠礦上的錢。」說到這裡，林鑫數度哽咽
。

　　「我拍的片子對我父親那一輩有什麼用呢？我什麼也改變不了。」林鑫甚至不敢
在當地放映，唯恐打擾老人們僅剩的風燭殘年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不愉快。
　　


　　保留它昔日的美

　　林鑫稱自己是銀行小職員，林鑫此前辦過畫展，出過詩集，拍攝DV還是最近四年
的事。


　　2003年，林鑫去了銅川境內的古耀州瓷發源地——陳爐，他發現千年古鎮的風貌
正在逐漸消失，當地富有特色的牆被扒掉，重新壘砌的牆上都貼了白色的瓷磚。林鑫
找過市委書記溝通，建議不要去「保護」它們，但他除了眼睜睜地看著它消失，改變
不了任何事情。林鑫此時決定拿起DV：即便它將來面目全非，也有影像保留它昔日的
美。

林鑫向朋友借了攝像機，開始拍攝他的第一部紀錄片《陳爐》。

拍《陳爐》的時候，也是林鑫第一次觸摸攝像機。「沒有學過一天影像，技術上
等於零。」拍攝DV，對於林鑫這樣年齡的人來說，應用上有太多的障礙，經常遇到踰
越不過的技術難關，沒有人可以諮詢，花的時間比別人多得多。兒子教他用電腦，發
現父親很笨：說一遍，記不住，說幾遍，還是記不住。影像文件刻到光盤上，讀不出
來，最後把刻錄速度減慢，才得以解決。《陳爐》在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放映的時
候，一直是單聲道。如何調整到雙聲道的問題，足足困擾了林鑫三年。


　　在拍攝《三里洞》的時候，林鑫構想了一個連續鏡頭，鏡頭對準一隻停在煙囪上
的瓢蟲，然後沿著煙囪向上搖。搖歪了，再拍，一次次反覆拍。「它(瓢蟲)為什麼一
次次飛來，我不知道，也許在冥冥中，神秘的命運知道我很虛弱，很無力，它試圖在
幫我。」這是仰角拍攝的鏡頭，林鑫的攝像機又是架在照相機用的三腳架上，無法很
平穩，躺在地上不行，端在手裡也不行。最後還是沒有拍到滿意的效果，完成片中，
是用兩個鏡頭拼的。

　　對於《三里洞》這樣一部影片，顯然不能以完美的技術指標去苛求。粗糙的畫面
，搖晃的鏡頭，甚至不無幼稚的畫面剪接，都讓位於令人震撼的內容。


　　林鑫的《陳爐》拍了整整一年，他從一百多名陳爐人的自述中，選取了48人來向
世人展示陳爐人眼中的陳爐。

　　2005年，林鑫將《陳爐》投稿到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報名的時候，他選了青年論
壇：自己雖然年齡超過很多，但因為是第一部影片，所以還是新晉青年。《陳爐》在
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展映之後，入選德國萊比錫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日本山形國際紀錄
片電影節。

　　林鑫只是無數個民間DV影像創作者中的一員。與此前的DV愛好者不同的是，林鑫
拿起DV的時候，已經是步入中年。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說：DV的創作者有高齡化
的趨勢，這些人從事其他文藝工作10年以上，在某一個時刻發現了DV。


　　除了林鑫，還有趙大勇(《南京路》)、於廣義(《木幫》)等人。他們在收入和創
作之間找到了一種關係，不太在乎是否掙錢，他們非常沉著、穩固、堅定，拿起DV就
再也放不下來。


　　給《三里洞》做對白，林鑫做了整整一年，抄了一尺多厚的本子，最後幾乎要吐
。林鑫說：「我不需要錢，只要買帶子，剩下的勞動全是我自己的。」

　　做《三里洞》的時候，頭髮一把把掉。妻子反對他拍DV，林鑫回答：這是我自己
的孩子，希望它活下來。

　林鑫的父母都是南方人，一直想讓全家都回到南方去———他們都是在去世了以
後，才回到了南方。受父母親影響，林鑫一直想離開銅川，「回到南方，成了一個夢
」。林鑫在南方上過學，但是在南方人眼中，他是外鄉人；他也沒有把銅川當成自己
的家，沒有歸屬感造成了雙重的無根狀態。揮之不去的黑色記憶成為寶貴的財富：「
現在我感激這個給我帶來這麼多痛苦的城市，它使我產生了獻給父親的詩集，產生了
《三里洞》。」


　　《三里洞》是林鑫礦工三部曲的第一部，《三里洞》拍攝的是林鑫的父輩；第二
部將反映他的同齡人，「老人們說話還是那麼紳士，但是他們的下兩代從形象到肉體
徹底垮掉」；第三部直指礦難，片名就叫《瓦斯》。

　　拍《陳爐》的時候，林鑫在心中祈願：上帝照顧我的話，下個週末給我一場雪。
因為平時要上班，林鑫只能利用週末時間去拍。週六果然天降大雪。但是，攝像機借
不出來，林鑫在體育場乾乾地坐了整整一天，看著積雪慢慢融化。


　　這樣的等待還在繼續。林鑫未來影片中的一個主人公還在監獄裡，兩年以後才能
刑滿釋放。
　

　陸榮初是礦工中發展得比較好的，先後做過各種礦長：「到我退休為止，有 140
多個人死在井下。當時只知道要煤，煤炭部的號召，國務院的號召，先生產，後生活
。兩班交叉出煤，啥時出夠50噸煤就交班，出不夠就繼續幹。年年生產光靠工人不夠
，哪個家屬沒下過井？老婆娃娃一起上。」


　　丁福珍：「到大躍進的時候那才苦呢，24小時都不能上來。一人拉兩個車，拉兩
趟一個煤，一個煤就是一噸呀，礦車還裝好。24個煤，4個人，進 4米道，裝24個煤。
」


　　顧龍祥開了一輩子絞車，見證了太多的事故：「像掌子面發生事故呀，掘進上發
生事故呀，運輸上發生事故呀，那多了。原來人死了以後，放在土窯洞裡，時間一長
，老鼠呀，蟲呀，有的把死人耳朵咬掉了，有的把腳趾頭啃了，後來看看不對，礦上
另外蓋了太平房。」


　　(圖片由林鑫提供)



　　林鑫，畫家、獨立影像製作人。1960年生於陝西銅川市，祖籍江蘇太倉。
2003－2004年編導紀錄片《陳爐》，2005年入選德國萊比錫國際紀錄片電
影節、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和雲之南紀錄影像展。2005－2006年，
拍攝製作關於礦工生活的紀錄片《三里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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