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電影製作的邏輯差異 - 台灣
By Cara
at 2015-12-25T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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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19142
前一場講座「從資金、題材、市場...,看台灣電影未來的更多可能性」談到,大陸電影
市場因為發展快速,正像個黑洞一樣吸納台灣電影界的人才,未來台灣技術人才的培育
可能形成隱憂。雖說如此,但兩岸畢竟民情不同,拍片文化上也有些差異,因此第二場
講座【兩岸電影製作的邏輯差異】邀請兩位曾前進中國市場的台灣導演,分別是擔任
《小時代》執行導演的高炳權,與擔任《左耳》執行導演的連奕琦,分享他們在兩岸拍片
的差異之處。
Q .當初怎麼開啟與中國合作的契機?
高炳權:當初《小站》拍到一半時接到柴姐(柴智屏)製作人的電話,說有個案子叫《小
時代》想找我,這本小說在中國非常有名,雖然我之前沒聽過,但想想也是機會,可以了
解中國電影到底在做什麼,就先答應了。其實還沒進劇組前我先看了小說,但真的沒有
Touch 到什麼。我在劇組身分比較偏製作方,導演(郭敬明)是純粹的作家,製作方當
時不確定他是真的想當導演或單純只想翻拍自己作品,因此讓我盡量教他,這有點代工。
(主持人:當初合約一次談好拍三部嗎?)兩部。而且製作速度很快,從接到電話到開拍
只隔半年,兩部一起只拍了三個月,概念跟偶像劇很像。
連奕琦:過去與豆導、黃志明、蘇照彬等人合作過,再加上《甜蜜殺機》(大陸賣 3000
萬人民幣)票房不錯,陸續有人找我,只是我選擇與熟的人一起開發案子,進度雖然慢,
但我也在熟悉中國開發電影項目的流程。會接《左耳》完全因為蘇有朋,當初拍完《甜蜜
殺機》時他就說想當導演,也持續向我請教。製作方有幾個案子讓他挑,最後他選擇《左
耳》,我自己不知道這部小說多紅,也是聽蘇有朋轉述的。他來找我時正好在拍《徵婚啟
事》,我說要拍就一定要找一位好監製,後來一位前輩介紹了黃志明,但他當時還在觀望
,要我一起當執行導演他才接,他認定我不會接,沒想到我答應了。
Q .當初《甜蜜殺機》由福建恆業發行,你有去大陸宣傳嗎?
連奕琦: 沒有,都在拍《徵婚啟事》,早知道會賣就去了。《甜蜜殺機》會賣蘇有朋佔
很大因素,舉個例子,拍《左耳》時只要出外景,圍觀的人都是一個營(八百人)起跳,
大家都想來看五阿哥,若往二、三線城市更可怕。
Q .在接觸案子時有什麼顧慮?
高炳權:故事不是我的菜。但柴姐建議我站在製片方角度,而且機會難得,《小時代》這
種等級的預算很難遇到的,加上我也不用扛票房,就當作學技術。
Q .當初有設什麼條件才簽約嗎?
高炳權:當時主創團隊其實都是台灣人,包含製片、攝影、燈光、收音各組都是。我一直
覺得在台灣拍片很溫暖,便當也特別好吃,在中國是另一個情況,因為工作人員來自大江
南北,加上劇組太多了,拍完片後就遇不到,但台灣會留面子,不要得罪太深,所以用自
己人還是比較放心。
Q .跟郭敬明之間如何分工?
高炳權: 執行導演這位置很玄(主持人:不然我們今天幹嘛叫你們來),有點像顧問。
每天拍戲前我們會先討論,若遇到比較大的場面就會提醒他分鏡一定要清楚。若是在現場
,我的工作是讓他可以安心講戲,他是很認真的導演,對戲也很清楚,但導演不只講戲,
還有調度問題,雖然有時候他有特別想法,但大部份還是由我跟 Randy(攝影車亮逸)一
起討論。其實導戲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他對戲很有想法、也很堅持,後來我跟他磨合出
一種節奏,我覺得戲有問題就只會跟他提一次,但他常說:「高炳,相信我,我是這齣戲
的作者。」
Q .現場跟蘇有朋如何分工?
連奕琦:我跟高炳(權)不一樣,我只對導演負責。蘇有朋很焦慮現場調度,反而不擔心
演員,因為他是演員出身;但從我的角度看,我最怕演員,因為都是素人。其實我們技術
團隊很夠力,像攝影趙非,幫 Woody Allen 掌鏡過三次,基本上不用擔心,只要把想法
跟他說就好了;另外原著作家饒雪漫也全程盯場,每個環節都很專業,只有演員需要擔心
。當時我會事先理解導演對畫面的想法,然後催促他去顧演員,其他的我再跟攝影溝通。
電影是團隊合作,攝影自己也有看影片的角度及打燈方式。我舉個例子,像趙非是美式邏
輯,希望燈的品質可以控制,但我們無法搭景,因此他經常把拍攝場景變片場,在任何意
想不到的地方吊燈,基本上就是製造一個天花板出來(外景也一樣),所以他每拍一個場
景的打燈時間都是八小時起跳,因此我們有兩組燈光組,一組必須提前準備。在這種打燈
狀況下,我連換鏡位都要思考很久,這件事情讓我學到很多,是很好的經驗。
其實《左耳》若是台灣團隊執行,只要花 5000 萬台幣,最多 70 位劇組人員就夠了,但
我們花了 3000 萬人民幣,150 位工作人員,兩岸對規模的想像不一樣,成本概念也不一
樣。因為小編制,台灣導演組最多 4~5 人,但大陸導演組很龐大,許多戲都有執行導演
,像陳凱歌拍《梅蘭芳》時就沒有直接跟演員講話,都由執行導演轉達。日本也是,導演
只跟主角講話,若今天配角能跟導演說上話,那絕對是榮譽的一天。台灣最妙的是導演跟
每一個人說話,連臨時演員也是導演教戲,也因此台灣比較不習慣執行導演。過去這工作
可能是第一副導演做的。
Q .所以第一副導演要做什麼?
連奕琦:我覺得執行導演是華人電影圈發明的,老外其實就是第一副導演、第二副導演,
體制很清楚。在這邊因為副導演當久了,想當導演沒機會,卡在那邊很尷尬,就乾脆要一
個高一點的職稱。
Q .拍完這些戲帶給你們哪些正面衝擊?
高炳權:分工細是好事,像我一直疑惑為什麼台灣沒有司機編組,開車的都是各組小朋友
,基本上請技術人員就不是來開車的。另外,中國由美術組找景,台灣是製片組找景,美
術找景的好處是前期就能把美術想法加入,台灣則多了一道工。
連奕琦:台灣問題還是預算,我理解美術前期加入的好處,但台灣前期只有導演組與製片
組,導演組忙著改劇本,製片組沒事就只能出去找景,等到導演決定一大半,美術、攝影
陸續到位後,可能美術又推翻導演想法,大家重來一次,雖然很浪費時間卻也沒辦法,因
為都在省錢。
說穿了台灣拍片環境還是以導演為核心,這各有優缺點,優點在於拍片是個有機過程,籌
備到最後會發現其實想拍的是另外一部片,這不是在講笑話,說好聽一點是身心靈各方面
都有成長,想法自然就不同了。但在中國,他們不容許導演有太多改變,就算要改還是在
一個框架中改,因為一改就是幾百萬人民幣的事,誰承擔?當然他們也有獨立製片,像畢
贛,製作方式就比較像台灣。
再舉另一個例子,李安拍《少年 Pi 的奇幻旅程》時,為了說服美國人來台拍片,在開拍
前一年自己花錢找美術、攝影大助、特效指導、第一副導等一行人來台勘景,評估台灣能
不能拍片,當時由我帶著。說真的,我在現場完全不像個拍片的人,因為他們的問題我都
答不出來,像蓋水池,他們問我有沒有六尺深的地質報告可以參考,我傻眼,原來他們已
經評估好水池多大,水有多重,這是我在台灣拍片從沒想過的。
Q .拍攝過程中遇到最大的衝突是什麼?
高炳權: 找場景。現在中國劇組太多了,而我們要的景都比較奢華,不僅高度重疊而且
非常貴,可能一個小時要 50~100 萬台幣,即使我們預算不錯,但也花不下去。其實拍片
過程真的是有機的,前期因為不知道能拍出什麼,所以導演很守預算,但拍到後面,他看
了一些片花,覺得那些「虛華」感是他要的,我們就花錢做了不少效果。
連奕琦: 我跟導演。當初導演想拍《藍色大門》那個感覺,但資方想拍《那些年,我們
一起追的女孩》的感覺,我必須在兩者間找到平衡,不讓他跟製片對立,因為對立只要一
處理不好,只會互相消耗能量。一度我也不能理解導演想堅持的東西,後來我意識到我只
是執行導演,作品還是他的,雖然他不懂技術,但這部片的精神面他很清楚,不然不會與
我僵持討論,所以後來我只能試圖去達成他想要的感覺;至於製片方的想法,就交給他處
理。
Q .《小時代》大賣後有飄飄然的感覺嗎?
高炳權:完全沒有,反而很驚訝。說到底我的立場就是製片方,只要製片喜歡都行,而且
郭敬明也蠻聽製片人的話,對蘇有朋來講,他比較想拍作品,但我們就是個商品。
Q .《左耳》賣超過五億台幣時,你有很驚訝嗎?
連奕琦:畢竟這部電影是蘇有朋的,我只是協助,我開心的點在於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當時中國這種成本的電影不可能用新人,但《左耳》唯一的卡司只有導演,其實製片方對
這樣的操作也不放心,我後來才知道光線影業的評估只有 2 億票房。另外,作者饒雪漫
跟導演也有不少拉扯,她投入非常多,電影會成功她佔很大因素。雖然意見不一樣,但爭
吵對成品是有幫助的,因為她提出的問題都是對導演想像的挑戰,只要導演有破綻,她的
說法就有道理,導演也被迫要想得更清楚。
Q .在中國拍完電影後,對未來導演生涯規劃的想像有調整嗎?
連奕琦:以前拍片都要有負債的心理準備,雖然《海角七號》過後變好一點,但現在一年
內會賺錢的國片仍舊不超過三部,所以在台灣拍片無法要求實質回饋,比較多是精神滿足
。我當《左耳》執行導演的費用超過我前兩部電影的總和,剛拍完還打算發展執行導演專
業,去中國賺的錢回來拍就不怕賠了。現在我若想拍娛樂片,會與中國合作,畢竟兩邊市
場等級差太多,但回台灣就要拍自己開心的,賠錢我也認了的那種。
高炳權:剛回來時跟小連想的一樣,都想發展執行導演專業,後來仔細想想還是要回來寫
自己的東西。現在我的想法是要看這個案子適合在哪裡,我不會為了合拍寫一個不中不台
的東西,而是純中國或純台灣,但中國比較娛樂,往類型片發展,台灣要做比較難,但除
此之外的題材都會在台灣拍。
Q .在中國大陸拍片實戰後,對於現在在台灣的導演有沒有其他做法上調整的建議?
高炳權:基本回到預算問題,你的預算不允許你這麼做,大成本的分工當然比較細,有些
流程跟台灣不一樣。對我來說,拍片不一定要苦哈哈,說實話,台灣目前拍片環境還是過
於辛苦,但多元性還是不錯,只是資方有時候比較沒信心,需要更多的成功案例讓他們放
心才行。
連奕琦:上一場說到台灣電影是手工業,雖然從產業面上來看有點悲哀,但對導演卻是個
優勢,想想看手工業的片還可以跟電影工業出產的片一起放上戲院。但若從觀眾端來看,
卻又比較吃虧,畢竟觀眾要不要捧場是另一回事。在中國,不是主流就很難上戲院,所以
新導演很難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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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場講座「從資金、題材、市場...,看台灣電影未來的更多可能性」談到,大陸電影
市場因為發展快速,正像個黑洞一樣吸納台灣電影界的人才,未來台灣技術人才的培育
可能形成隱憂。雖說如此,但兩岸畢竟民情不同,拍片文化上也有些差異,因此第二場
講座【兩岸電影製作的邏輯差異】邀請兩位曾前進中國市場的台灣導演,分別是擔任
《小時代》執行導演的高炳權,與擔任《左耳》執行導演的連奕琦,分享他們在兩岸拍片
的差異之處。
Q .當初怎麼開啟與中國合作的契機?
高炳權:當初《小站》拍到一半時接到柴姐(柴智屏)製作人的電話,說有個案子叫《小
時代》想找我,這本小說在中國非常有名,雖然我之前沒聽過,但想想也是機會,可以了
解中國電影到底在做什麼,就先答應了。其實還沒進劇組前我先看了小說,但真的沒有
Touch 到什麼。我在劇組身分比較偏製作方,導演(郭敬明)是純粹的作家,製作方當
時不確定他是真的想當導演或單純只想翻拍自己作品,因此讓我盡量教他,這有點代工。
(主持人:當初合約一次談好拍三部嗎?)兩部。而且製作速度很快,從接到電話到開拍
只隔半年,兩部一起只拍了三個月,概念跟偶像劇很像。
連奕琦:過去與豆導、黃志明、蘇照彬等人合作過,再加上《甜蜜殺機》(大陸賣 3000
萬人民幣)票房不錯,陸續有人找我,只是我選擇與熟的人一起開發案子,進度雖然慢,
但我也在熟悉中國開發電影項目的流程。會接《左耳》完全因為蘇有朋,當初拍完《甜蜜
殺機》時他就說想當導演,也持續向我請教。製作方有幾個案子讓他挑,最後他選擇《左
耳》,我自己不知道這部小說多紅,也是聽蘇有朋轉述的。他來找我時正好在拍《徵婚啟
事》,我說要拍就一定要找一位好監製,後來一位前輩介紹了黃志明,但他當時還在觀望
,要我一起當執行導演他才接,他認定我不會接,沒想到我答應了。
Q .當初《甜蜜殺機》由福建恆業發行,你有去大陸宣傳嗎?
連奕琦: 沒有,都在拍《徵婚啟事》,早知道會賣就去了。《甜蜜殺機》會賣蘇有朋佔
很大因素,舉個例子,拍《左耳》時只要出外景,圍觀的人都是一個營(八百人)起跳,
大家都想來看五阿哥,若往二、三線城市更可怕。
Q .在接觸案子時有什麼顧慮?
高炳權:故事不是我的菜。但柴姐建議我站在製片方角度,而且機會難得,《小時代》這
種等級的預算很難遇到的,加上我也不用扛票房,就當作學技術。
Q .當初有設什麼條件才簽約嗎?
高炳權:當時主創團隊其實都是台灣人,包含製片、攝影、燈光、收音各組都是。我一直
覺得在台灣拍片很溫暖,便當也特別好吃,在中國是另一個情況,因為工作人員來自大江
南北,加上劇組太多了,拍完片後就遇不到,但台灣會留面子,不要得罪太深,所以用自
己人還是比較放心。
Q .跟郭敬明之間如何分工?
高炳權: 執行導演這位置很玄(主持人:不然我們今天幹嘛叫你們來),有點像顧問。
每天拍戲前我們會先討論,若遇到比較大的場面就會提醒他分鏡一定要清楚。若是在現場
,我的工作是讓他可以安心講戲,他是很認真的導演,對戲也很清楚,但導演不只講戲,
還有調度問題,雖然有時候他有特別想法,但大部份還是由我跟 Randy(攝影車亮逸)一
起討論。其實導戲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他對戲很有想法、也很堅持,後來我跟他磨合出
一種節奏,我覺得戲有問題就只會跟他提一次,但他常說:「高炳,相信我,我是這齣戲
的作者。」
Q .現場跟蘇有朋如何分工?
連奕琦:我跟高炳(權)不一樣,我只對導演負責。蘇有朋很焦慮現場調度,反而不擔心
演員,因為他是演員出身;但從我的角度看,我最怕演員,因為都是素人。其實我們技術
團隊很夠力,像攝影趙非,幫 Woody Allen 掌鏡過三次,基本上不用擔心,只要把想法
跟他說就好了;另外原著作家饒雪漫也全程盯場,每個環節都很專業,只有演員需要擔心
。當時我會事先理解導演對畫面的想法,然後催促他去顧演員,其他的我再跟攝影溝通。
電影是團隊合作,攝影自己也有看影片的角度及打燈方式。我舉個例子,像趙非是美式邏
輯,希望燈的品質可以控制,但我們無法搭景,因此他經常把拍攝場景變片場,在任何意
想不到的地方吊燈,基本上就是製造一個天花板出來(外景也一樣),所以他每拍一個場
景的打燈時間都是八小時起跳,因此我們有兩組燈光組,一組必須提前準備。在這種打燈
狀況下,我連換鏡位都要思考很久,這件事情讓我學到很多,是很好的經驗。
其實《左耳》若是台灣團隊執行,只要花 5000 萬台幣,最多 70 位劇組人員就夠了,但
我們花了 3000 萬人民幣,150 位工作人員,兩岸對規模的想像不一樣,成本概念也不一
樣。因為小編制,台灣導演組最多 4~5 人,但大陸導演組很龐大,許多戲都有執行導演
,像陳凱歌拍《梅蘭芳》時就沒有直接跟演員講話,都由執行導演轉達。日本也是,導演
只跟主角講話,若今天配角能跟導演說上話,那絕對是榮譽的一天。台灣最妙的是導演跟
每一個人說話,連臨時演員也是導演教戲,也因此台灣比較不習慣執行導演。過去這工作
可能是第一副導演做的。
Q .所以第一副導演要做什麼?
連奕琦:我覺得執行導演是華人電影圈發明的,老外其實就是第一副導演、第二副導演,
體制很清楚。在這邊因為副導演當久了,想當導演沒機會,卡在那邊很尷尬,就乾脆要一
個高一點的職稱。
Q .拍完這些戲帶給你們哪些正面衝擊?
高炳權:分工細是好事,像我一直疑惑為什麼台灣沒有司機編組,開車的都是各組小朋友
,基本上請技術人員就不是來開車的。另外,中國由美術組找景,台灣是製片組找景,美
術找景的好處是前期就能把美術想法加入,台灣則多了一道工。
連奕琦:台灣問題還是預算,我理解美術前期加入的好處,但台灣前期只有導演組與製片
組,導演組忙著改劇本,製片組沒事就只能出去找景,等到導演決定一大半,美術、攝影
陸續到位後,可能美術又推翻導演想法,大家重來一次,雖然很浪費時間卻也沒辦法,因
為都在省錢。
說穿了台灣拍片環境還是以導演為核心,這各有優缺點,優點在於拍片是個有機過程,籌
備到最後會發現其實想拍的是另外一部片,這不是在講笑話,說好聽一點是身心靈各方面
都有成長,想法自然就不同了。但在中國,他們不容許導演有太多改變,就算要改還是在
一個框架中改,因為一改就是幾百萬人民幣的事,誰承擔?當然他們也有獨立製片,像畢
贛,製作方式就比較像台灣。
再舉另一個例子,李安拍《少年 Pi 的奇幻旅程》時,為了說服美國人來台拍片,在開拍
前一年自己花錢找美術、攝影大助、特效指導、第一副導等一行人來台勘景,評估台灣能
不能拍片,當時由我帶著。說真的,我在現場完全不像個拍片的人,因為他們的問題我都
答不出來,像蓋水池,他們問我有沒有六尺深的地質報告可以參考,我傻眼,原來他們已
經評估好水池多大,水有多重,這是我在台灣拍片從沒想過的。
Q .拍攝過程中遇到最大的衝突是什麼?
高炳權: 找場景。現在中國劇組太多了,而我們要的景都比較奢華,不僅高度重疊而且
非常貴,可能一個小時要 50~100 萬台幣,即使我們預算不錯,但也花不下去。其實拍片
過程真的是有機的,前期因為不知道能拍出什麼,所以導演很守預算,但拍到後面,他看
了一些片花,覺得那些「虛華」感是他要的,我們就花錢做了不少效果。
連奕琦: 我跟導演。當初導演想拍《藍色大門》那個感覺,但資方想拍《那些年,我們
一起追的女孩》的感覺,我必須在兩者間找到平衡,不讓他跟製片對立,因為對立只要一
處理不好,只會互相消耗能量。一度我也不能理解導演想堅持的東西,後來我意識到我只
是執行導演,作品還是他的,雖然他不懂技術,但這部片的精神面他很清楚,不然不會與
我僵持討論,所以後來我只能試圖去達成他想要的感覺;至於製片方的想法,就交給他處
理。
Q .《小時代》大賣後有飄飄然的感覺嗎?
高炳權:完全沒有,反而很驚訝。說到底我的立場就是製片方,只要製片喜歡都行,而且
郭敬明也蠻聽製片人的話,對蘇有朋來講,他比較想拍作品,但我們就是個商品。
Q .《左耳》賣超過五億台幣時,你有很驚訝嗎?
連奕琦:畢竟這部電影是蘇有朋的,我只是協助,我開心的點在於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當時中國這種成本的電影不可能用新人,但《左耳》唯一的卡司只有導演,其實製片方對
這樣的操作也不放心,我後來才知道光線影業的評估只有 2 億票房。另外,作者饒雪漫
跟導演也有不少拉扯,她投入非常多,電影會成功她佔很大因素。雖然意見不一樣,但爭
吵對成品是有幫助的,因為她提出的問題都是對導演想像的挑戰,只要導演有破綻,她的
說法就有道理,導演也被迫要想得更清楚。
Q .在中國拍完電影後,對未來導演生涯規劃的想像有調整嗎?
連奕琦:以前拍片都要有負債的心理準備,雖然《海角七號》過後變好一點,但現在一年
內會賺錢的國片仍舊不超過三部,所以在台灣拍片無法要求實質回饋,比較多是精神滿足
。我當《左耳》執行導演的費用超過我前兩部電影的總和,剛拍完還打算發展執行導演專
業,去中國賺的錢回來拍就不怕賠了。現在我若想拍娛樂片,會與中國合作,畢竟兩邊市
場等級差太多,但回台灣就要拍自己開心的,賠錢我也認了的那種。
高炳權:剛回來時跟小連想的一樣,都想發展執行導演專業,後來仔細想想還是要回來寫
自己的東西。現在我的想法是要看這個案子適合在哪裡,我不會為了合拍寫一個不中不台
的東西,而是純中國或純台灣,但中國比較娛樂,往類型片發展,台灣要做比較難,但除
此之外的題材都會在台灣拍。
Q .在中國大陸拍片實戰後,對於現在在台灣的導演有沒有其他做法上調整的建議?
高炳權:基本回到預算問題,你的預算不允許你這麼做,大成本的分工當然比較細,有些
流程跟台灣不一樣。對我來說,拍片不一定要苦哈哈,說實話,台灣目前拍片環境還是過
於辛苦,但多元性還是不錯,只是資方有時候比較沒信心,需要更多的成功案例讓他們放
心才行。
連奕琦:上一場說到台灣電影是手工業,雖然從產業面上來看有點悲哀,但對導演卻是個
優勢,想想看手工業的片還可以跟電影工業出產的片一起放上戲院。但若從觀眾端來看,
卻又比較吃虧,畢竟觀眾要不要捧場是另一回事。在中國,不是主流就很難上戲院,所以
新導演很難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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