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小孩：戰後同志文學的藏身處 - 同志

紀大偉〈冷戰的小孩：戰後同志文學的藏身處〉

來源：關鍵評論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1099

（本文為作者《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後記：中國在哪裡」中的一節）


文：紀大偉

我說同志文學史是「冷戰的小孩」，不只因為「『同志』文學」這個詞的「同志」遭受冷
戰銘刻，也因為「同志『文學』」的「文學」受到冷戰制約。

《同志文學史》引用文獻橫跨三個歷史時期：一，冷戰之前的時期（日本統治台灣時期）
；二，冷戰時期（大致從1950年代起）；三，後冷戰時期（大致從90年代起）。我肯定第
一個時期文獻的價值，但是我提出的同志文學史並沒有上溯到第一個時期，只上溯到第二
個時期的50年代：國內民眾一直到了50年代，才開始被新興的現代中文報紙「密集」（而
非「偶爾」）「教誨」如何窺視、厭惡、排斥同性戀。

1950年代初期創立的《聯合報》等等大報讓讀者「頻繁」接觸現代中文呈現的同性戀知識
：讀者獲得「同性戀（偽）知識」以及「現代中文」（而不再是日文或傳統漢文）的洗禮
。報紙承襲冷戰美國敵視同性戀的態度，一再指導民眾戴著有色眼鏡去理解、誤解同性戀
。報紙和其他量產印刷品（例如各級學校課本）教給民眾的現代中文，也是冷戰武器。

藉著動員現代中文教育，中華民國可以「取代」日本，也可以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
面，中華民國將台灣從一個採用日文的殖民地，變成一個採用現代中文的「復興基地」；
另一方面，執政者也發現，台灣境內的中文可以當作一張彷彿證明文化優越感的王牌，用
來證明中華民國足以「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簡體字，曾經抨擊中
華傳統，讓中華民國得以暫時自稱中華文化道統的捍衛者。

報紙於1950年代「耕耘」（指報紙培養了能讀現代中文、能辨認同性戀人事物的讀者群）
，作者群於60年代才得以「收割」（指作者接收了一批現成的、能夠閱讀現代中文的國內
讀者）。70年代，朱天心散文《擊壤歌》的少女主人翁享受美國傾銷的流行文化，目睹冷
戰在台灣留下來的種種證據：她讀《麥克阿瑟將軍傳》因而立志當將軍【1】、她喜歡在
被稱「洋奴街」的台北市中山北路逛街、她看見基隆廟口「有些 Bar 還閃著霓虹燈，有
些洋鬼船員就摟著個旗袍開高衩的長髮中國女孩走在街上」、她閱讀敘述美國人韓戰經驗
的小說《最後一場電影》【2】。

詹錫奎小說《再見黃磚路》也提及美軍、迷幻藥、女同性戀在台北共存共生的狀態。朱天
心的《方舟上的日子》也提及迷幻藥【3】。不過，70年代大部分描寫女女關係的作品敘
述飽受經濟壓力的勞動女性，與朱天心筆下看似沒有經濟枷鎖的女學生大異其趣。勞動女
性也和冷戰布局結緣：台灣被動員成為美國的工廠，國內婦女被動員為廉價的勞動者。婦
女有了一點餘錢之後，接收了、拷貝了美軍夜生活的軟體和硬體（軟體：流行音樂；硬體
：酒吧場地）。

70年代末期連載、80年代初期成書的白先勇小說《孽子》並沒有讚頌美國，但還是將美國
和日本（日本為二次戰後美國的東亞最佳盟友）視為苦悶同性戀者的出路：在台北殺人的
嫌犯偷渡到美國流亡；爭取長期飯票的賣春少年想要到日本「從良」。

談起文學機制，文學研究者自然會想起知名英國學者伊格頓（Terry Eagleton）。他在膾
炙人口的《文學理論：導讀》（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宣稱，「英文系的
學術建制化，就發生在英格蘭帝國主義的高峰」【4】。也就是說，在英文世界，文學機
制就是大英帝國的產物。我進而主張，台灣經驗的文學機制則是戰後美國霸權的產物。
1960年代以降，許多文人受過美國文化薰陶（例如，讀過大學英文科系，或是愛讀美國文
學，或是經常在「美國新聞處」流連忘返）。這波美國風是台灣文學讀者的常識。

但除了這個常識之外，我還要指出：公眾所認知的「文學機制」（文學版面、文學教育、
以「國文」作為科目的考試等等）也是由冷戰催生。在美國庇佑的蔣介石政權下，文學成
為極少數可以允許國人參與的公共場域之一。報紙副刊和文藝刊物成為文人的「兵家必爭
之地」－兵家必爭文學版面，卻忌諱其他場域（例如街頭演講台），因為其他場域觸犯戒
嚴的禁忌。許多曾經入獄的政治犯（良心犯），例如多次寫出男男情慾的陳映真，本來都
是文學版面的讀者、作者、編者。文學曾經受到國人熱情關注，要「歸功」只准民眾讀書
（而且只能讀通過審查的書）的漫長戒嚴體制。

同志文學並不是冷戰的「獨」生子。

除了國內的同志文學之外，種種東亞文化生產（例如國內的電影、日本韓國等地的文學美
術音樂電影等等）也可以說是冷戰的小孩。但是，國內同志文學的「核心技術」與其他文
化生產的核心技術截然不同：同志文學的核心技術就是處理「不可告人祕密」──同性戀
──的手工藝。其他的冷戰小孩（種種文化生產）並沒有像同志文學一樣將「祕密產業」
視為核心技術。同志文學的參與者殫心竭慮，研發各種寫作技藝，讓讀者「感受」（而非
「看見」）祕密被揭露、祕密被隱匿、祕密被捏造的各式情境，讓讀者「感受」祕密牽連
的罪惡感、羞恥心。就算同志偶然遇上丁點喜悅，這種喜悅也被祕密產業改造為「竊喜」
。在冷戰時期兼戒嚴時期，同性戀人事物都被迫隱形，幾乎只能在文學爭取一口透氣的窗
戶。

1990年代，作者和讀者暫時延續舊習慣，繼續擁戴文學和紙媒報紙，還沒有猜到文學、紙
本報紙──這兩項同志現代性的基礎──在21世紀就要身陷市場萎縮的命運。一般認為，
解嚴後報紙增張，言論自由大增，同志文學才得以取得暢所欲言的機會，同志文學因而大
興。

這種說法固然有些道理，但我要提出「物以稀為貴」的鐵律來質疑「媒體越自由，文學越
興旺」的因果推論：解嚴前（冷戰時期），報紙版面有限、言論自由緊縮，絕處逢生的同
志文學才特別受到珍視。到了21世紀，既然呈現同志的種種影像變得像自來水一樣隨手可
得，國人也就未必想要重啟鑿井取水的克難精神，未必想要繼續珍惜文學。越多的自由，
反而會讓人忘記文學的價值。


【1】朱天心，《擊壤歌》，頁25。一般認為，帶領美軍占領日本的麥克阿瑟是韓戰英雄
（也就是冷戰英雄）。

【2】 同前注，頁139。我推測是《最後一場電影》這本書，由麥莫齊撰，李永平譯（台
北：華欣，1975）。書中有美國人角色參與韓戰。這本書原書名應該是《The Last
Picture Show 》（1966），作者原名「Larry McMurtry」（譯為「麥莫齊」）。麥莫齊
幫李安準備《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電影劇本，獲得2005年奧斯卡獎最佳改編
劇本獎。

【3】在朱天心的〈長干行〉（1975）這篇小說中，主人翁「她也見過舞會裡吃了粉紅色
藥丸失態的女孩」（頁85-86）。在〈忘年之戀〉（1974）這篇小說中，主人翁看電視上
的美國影片《娃娃谷》（Valley of the Dolls, 1966），擔心「芭芭拉佩金絲到底會不
會也服迷幻藥」（頁73）。芭芭拉．佩金絲（Barbara Parkins）是《娃娃谷》女主角的
演員名字。這部片的確以迷幻藥著稱（片名的「娃娃」就是「迷幻藥」的委婉語）。這兩
篇小說並沒有明說「美軍拿迷幻藥給台灣人吃」，但卻都暗示「當時台北高中生（即，和
朱天心同年的人）對迷幻藥見怪不怪」。兩篇小說都收入在《方舟上的日子》。

【4】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4.


書籍介紹

《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聯經出版

一甲子以來，台灣同志文學裝滿了被恐懼、被排擠、被侮辱、被摧毀、被偷偷祝福的種種
難言之隱。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就是貓一樣踮腳起來，回顧難言之隱的旅程。本書選
取文本討論對象的「積極策略」是「求多不求精」，而不是「求精不求多」：書中每一章
大致對應了每個年代（每個十年，例如1960年代），每一章都避免聚焦在那個年代極少數
、極菁英的兩、三種台灣同志文學，反而盡可能納入同一個年代內十種以上的文本，才能
呈現每一個年代的眾聲喧嘩風貌。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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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去書展現場聽了紀大偉和陳雪在這本書的新書發表會座談，
紀大偉很有趣，編輯胡金倫好嚴厲(X)；
紀大偉和陳雪聽得出來真的很有革命情感。
有空再把簡單的紀錄分享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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