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一剪刀手 廖慶松老師系列報導 - 電影

11度入圍金馬最佳剪輯　廖慶松：空鏡是有情緒的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124insight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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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剪接工作 45 年的廖慶松，除了有監製、導演、製片、編劇等多種身分，
他的封號也由早年台灣「新電影保母」，轉為近年華語影壇「新導演保母」。
面對不同時代的頭銜，他說：「重點是我只想保護、照顧這些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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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qfjc_jUPZ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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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合作過的導演從李行、丁善璽到侯孝賢、楊德昌，
由林正盛、易智言到王小帥、萬瑪才旦，
無論劇情片或紀錄片，都能裁剪出神髓、融入詩詞的韻味，把影片優點發揮到極致。

「我喜歡剪接，因為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照映你的態度、想法，
耐心溝通、多了解影片就會有恰如其分的電影。」

這是資深剪接師廖慶松在 2018 年獲頒金馬獎特別貢獻獎時的致詞，
45 年的剪接生涯，他始終扮演電影守門員的角色，讓影片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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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進金馬獎　廖慶松

1950 年 2 月 20 日出生於台北萬華

重要得獎紀錄：

2018 年獲第 55 屆金馬獎特別貢獻獎
2006 年獲第 10 屆國家文藝獎
2002 年獲金馬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

11 度入圍金馬獎最佳剪輯：

2018 年《後來的我們》、
2017 年《笨鳥》、
2015 年《刺客聶隱娘》、
2005 年《最好的時光》、
2002 年《美麗時光》、
2001 年《十七歲的單車》、
1995 年《好男好女》、
1989 年《悲情城市》、
1985 年《結婚》、
1984 年《風櫃來的人》、
1978 年《汪洋中的一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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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廖桑」的廖慶松從小愛看電影，
1973 年他從中影第一期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畢業後，
跟著汪晉臣、王其洋與沈業康等前輩當剪接助理，
第一部電影是丁善璽執導的軍教片《英烈千秋》。

「那時電影相對通俗，都是說故事，老師傅身教多，
一直剪片，你就看他做，很少講理論。」

老師傅用手拉底片，剪到需要空鏡時就拿起膠卷、張開單臂，

「我問師傅為什麼要這樣？
他說，這個長度（3 呎，48 格）就是兩秒鐘，夠了。」

當時電影空鏡頂多兩秒，廖慶松後來才知道空鏡是有情緒的。
到了《悲情城市》，雷聲的空鏡可以長達 1、2 分鐘，但都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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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史匹柏《大白鯊》用一樣的機器　廖慶松膝蓋差點受傷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124insight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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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剪接師廖慶松無論在台灣或華語影壇都具代表性，
1973 年他從中影第一期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畢業後，開始剪接工作，至今已超過 45 年。
雖然進入中影後，廖慶松頗受前輩重用，但他的剪接生涯轉捩點卻是在台灣新電影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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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影幾個月後，廖慶松認識國立藝專畢業（現在的台藝大）不久的侯孝賢，
雖然侯孝賢不是中影員工，卻因為接案經常出入，
逐漸成為廖慶松有如兄長、老師般的合作夥伴。
廖慶松說，當年中影除了拍電影，
總經理明驥也會去接一些像是「陸軍小型康樂」之類的影片，
那時他們就會趁著這些機會練習電影技術。

廖慶松表示：
「那時沒辦法同步剪接，但現場有錄一些聲音，我們就把聲音轉成 16 釐米的光學，
然後用美國最早剪接的機器，一邊可以放聲帶、一邊可以放畫面，
聲音與畫面可以連結起來。因為是站著的機器，我在那個機器前剪接站了好幾個月，
站到膝蓋都快受傷，那台機器應該在國家電影資料館，
當年史蒂芬史匹柏剪《大白鯊》也是使用這一型的機器。」

進入 1980 年代，中影公司陸續推出《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等片，
帶動台灣新電影風潮，侯孝賢、楊德昌、張毅、萬仁等新導演的加入，
給廖慶松新的刺激。

「我在中影做了 6、7 年，忽然發現電影可以更靠近文學、更貼近社會，
變成文學、社會學、甚至哲學的概念。」

他形容那段時間是自己的「海綿期」，
每次剪完電影，就會逛書店買一堆書看，吸收知識、彌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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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imgur.com/forTfst.jpg

廖慶松（左起）在台灣新電影時期與吳念真、侯孝賢、萬仁等人彼此激勵，
也讓他不停學習成長。（廖慶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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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說：

「他們刺激我一直看書、一直看書，只要他們一走就是我的海綿期，
我就知道剛才和這些導演合作我少了什麼，接著我就會花一個月或幾個禮拜看書。
所以他們對我的觀念就是：有個人衣服都不換，一直在看書。
沒辦法回家換呀，因為一年差不多一半以上在加班，都熬夜趕片。
那個年代工作很慢，但上檔很快，一個片子兩個禮拜就過去，做不完，每天一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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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剪接《恐怖份子》　心急惹怒楊德昌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124insig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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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imgur.com/vqotI94.jpg

廖慶松（前右起）擔任萬仁執導、柯一正主演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編劇與製片。
（廖慶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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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獲頒金馬獎特別貢獻獎的廖慶松是台灣的國寶級資深剪接師，
1973 年進入中影公司，他在工作 6、7 年之後，遇上台灣新電影崛起，
包括侯孝賢、楊德昌、張毅、萬仁、柯一正等都在電影的視野、觀點上帶給他不同的刺激。
提到這批新電影健將，廖慶松非常珍惜當年他們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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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在這批新導演的陪伴下，剪接影片，他們往往從他剪第一格到最後一格都在場，
一陪就是半個月、一個月，大家共同成長、一起創作，做技術與內容表現的各種實驗。

「事後回想，這段歷史已不可能再出現。
為什麼？時代改換、設備改換、每個人觀點也在改換。」

儘管後來大家各奔前程，廖慶松卻與侯孝賢合作至今。

從侯孝賢第一部電影《就是溜溜的她》到《刺客聶隱娘》，
除了《童年往事》，全由廖慶松剪接，並從《海上花》起兼任侯孝賢電影的製片。

侯孝賢《悲情城市》是廖慶松剪接上的一大突破。

「原先劇本有 200 多場戲，但侯孝賢只拍 100 多場給你。
怎麼弄？問侯導，侯導回答得更酷：『我覺得很囉唆，就不想拍。』
剪了一、兩個禮拜我突然發現，這樣剪下去，這片子根本看不了，
才和侯導討論怎麼面對，後來決定用詩畫的方式，像詩一樣。」

廖慶松解釋，侯孝賢的長鏡頭形式，讓觀眾有一種讀詩的抒情感覺，
於是他的剪接不再執著講故事的「敘事邏輯」，
改為以「情感邏輯」呈現，就像唐詩講究情感氣韻、充滿影像。

除了《悲情城市》，《恐怖份子》也是廖慶松非常難忘的剪接經驗。
當時楊德昌《恐怖份子》和侯孝賢《戀戀風塵》要在一個半月內剪完，時間有限，
侯孝賢原想讓廖慶松白天剪《恐怖份子》、晚上剪《戀戀風塵》。
可是兩片風格截然不同，沒多久就發現「《戀戀風塵》看起來像《恐怖份子》」，
因此決定先剪《恐怖份子》。

廖慶松知道楊德昌會一直磨、動作慢，但後面有《戀戀風塵》等著，
所以他一碰到楊德昌就說要這樣剪、那樣剪，讓對方來不及反應、只能接受。

《恐怖份子》剪好後，侯導來看，

「當片尾字幕升起，侯導轉過頭來，眼珠發亮，
好像『我的朋友楊德昌怎麼拍這麼棒的電影』。」

廖慶松坦言，當時一股文青的熱情，想快點幫人解決，沒多溝通，
也顧不得楊德昌很不開心，後來才覺得自己有點過分，
但這種憑直覺一鼓作氣的剪接，現在看來仍每個點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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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導演保母」助攻屢獲獎　兩岸三地「吃好逗相報」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124insight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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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廖桑」的資深剪接師廖慶松入行超過 45 年，
他協助兩岸三地、不同世代的華語片導演完成作品，
因此他的封號也從早年的台灣「新電影保母」，
轉為近年華語影壇「新導演保母」，參與的影片不只劇情片，還有許多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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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在台灣新電影時期與導演侯孝賢、楊德昌、萬仁等都密切合作，
進入 21 世紀，廖慶松不只為台灣導演易智言、陳芯宜、楊雅喆等人的第一部電影剪接，
也參與中國大陸導演王小帥《十七歲的單車》、劉杰《馬背上的法庭》等片的剪接。

電腦數位剪接出現，讓廖慶松有如找到「倚天劍」「屠龍刀」，
6 天就重新修剪完成《十七歲的單車》，
把原本的商業版變成文藝版，拿到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
《馬背上的法庭》則在剪接助理協助下，花 3 個晚上剪完，
並入圍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

廖慶松笑說：

「大陸導演有點『吃好逗相報』，主動問『廖桑，你幫他看看』。
我不會拒絕，別人要求，就去幫忙。」

近年在各影展嶄露頭角的中國大陸電影，包括獲金馬獎四項提名的《塔洛》、
釜山影展「新潮流獎」的《清水裡的刀子》、入圍盧卡諾影展競賽的《郊區的鳥》，
及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八月》等都由他操刀。

除了台灣、中國大陸的導演，
廖慶松也參與香港導演翁子光電影《踏血尋梅》的剪接工作。
廖慶松表示：

「通常香港導演剪接比較會轉成很刺激、商業，
我面對《踏血尋梅》反而是還原人在環境中的處境。
事件很悲慘，你要探討為什麼這些人會變成這樣，
而不是去留在觀眾感官刺激與事件的故事性而已，
所以我還原了片中的郭富城、春夏，還原每一個人。」

雖然廖慶松只是該片剪接之一，但片中一些郭富城非常有味道的表演，
就是因為廖慶松的主張才加回去。

與電影為伍將近半世紀，廖慶松把每部片都當成是第一次剪接，
並以羅丹透過雕刻解放石頭的靈魂，比喻剪接也是如此。
他覺得好的剪接師必須是嚴格的觀眾，才能客觀判斷；
但另一方面又要有同理心，把電影當成一個人，
「要好好和『他』溝通，『他』才會告訴你『他』是什麼樣子。」

這些年來，廖慶松以剪接指導、大學老師、
金馬電影學院學務長等職務大方分享一身功夫。
他勉勵有心從事電影的人：

「要更努力，態度也很重要。面對成功與失敗，保持平常心。
成功不過就是做一件對的事；失敗就是沒做好或忽略某些事，下次不再犯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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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電影保母」不只照顧片子　廖慶松還要幫忙導演人際關係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124insight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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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電影保母」、「新導演保母」等頭銜的資深剪接師廖慶松，
從 1973 年進入中影公司起，展開「剪接人生」。
早在童年時代，廖慶松就非常喜歡電影，從事剪接至今已超過 45 年的他，
除了見證台灣新電影的崛起、持續幫助兩岸三地新秀，
也曾與早年第一批從中國大陸來台的技術人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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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超愛看電影，從小會在家玩木箱裝舊鏡頭，
放照片在裡面，講故事給人家聽，還收門票，一個人收一、兩塊銅版，小孩子就來看。
我家附近有個小孩他爸爸在戲院當放映師，當他爸爸在吃飯時，
我就坐在戲院二樓最後一排，看大銀幕，
跟我後來看剪接機的感覺完全相像，就是那種狀態。
有時戲院沒人，你會覺得這空間都屬於你，看到影片放映就有種快樂的感覺。」

廖慶松談起小時候如何喜愛電影，眼睛發亮，童年的夢想引導他進入這行。

「1973 年中影訓練班第一次招生，我太開心了，趕快就來。
不過那時性格內向，所以就報名剪接班，如果今天的我一定報名攝影班。」

廖慶松進中影第一部參與的電影是丁善璽執導的電影《英烈千秋》，
當時他跟著師父汪晉臣學習。

「師父在剪《英烈千秋》，我站在後面看，旁邊就是丁善璽導演。」

廖慶松說：

「那時我在技訓班，他們認為我可以做這行，所以技訓班尾聲就開始去中影上班。
汪晉臣師父是浙江人，曾經剪過《我女若蘭》《龍門客棧》；
另一位師父王其洋是山東人，剪過《古寧頭大捷》《筧橋英烈傳》；
還有年紀更大的《寂寞的十七歲》剪接師沈業康。
師父們的鄉音都很重，一開始我要聽很久才懂。
那時的中影有些技術人員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他們先撤退到香港，再到台中農教公司，然後轉到中影。
講起來，中影還是有一種中國大陸電影的傳統，而且是大廠的傳統。」

這批師父都是當年出色的剪接師：
沈業康曾以《寂寞的十七歲》拿下金馬最佳剪輯；
汪晉臣以《我女若蘭》《家在台北》《新娘與我》三度獲頒金馬最佳剪輯；
王其洋則以《筧橋英烈傳》獲金馬最佳剪輯。

當剪接助理時期，廖慶松總是在旁邊待命，跟著師父學習，
不過師父通常話不多，助理得眼明手快，了解師父的需要。
到現在，廖慶松常會告訴自己的助理：

「什麼是好助理？就是師父一停，你就知道他要什麼，
講都不要講、你全程和他同步。
他在剪片，到那裡是什麼問題？為何要停？」

他也笑說：

「以前老師父不像我要求那麼嚴格、也不太說理論，多半是身教，但我會碎碎念。」

至於對「新電影保母」、「新導演保母」這些封號有什麼看法？

廖慶松說：

「都是為了保護電影，只是時代不同，被說的頭銜不太一樣。
由於 1980 年代的中影有老製片廠的很多攝影師、燈光師、錄音師，新導演會有壓力，
所以我就很努力去做溝通的橋梁，不只照顧片子、還照顧導演的人際關係。」

廖慶松記得「新電影保母」是民國 72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台灣電影展」，

「當時我自己下結論說：假如導演是影片生母的話，我就是那個奶媽。
但後來他們寫成保母，大概香港人認為奶媽就是保母。
我覺得有機會讓電影不再是那種三廳電影，
認真探討社會文化和都市、國家的轉變，應該要好好照顧這些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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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 45 年功力　看毛片就知道導演與女主角談戀愛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124insight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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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國家文藝獎、金馬獎特別貢獻獎的資深剪接師廖慶松，
除了剪接工作，也擔任製片、導演與編劇等，
對電影有全盤的認識，並發展出一套獨到的剪接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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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表示，他開始剪接電影之前通常會先看劇本，
但有時覺得直接看毛片會有更完整的了解。
他坦言：

「看侯孝賢導演的的片子，有時光是看片就是一個多禮拜，
每天看 10 幾個小時，看到你會崩潰。」

問他是否會邊看片、邊做筆記？他說，

「有時會，但後來發現做筆記有時還是會有點影響，乾脆讓別人筆記，我看就好。」

廖慶松強調：

「如果很專注看片，多少萬呎都會有記住，這是職業。
但影片對我來說只要看過，很快就在腦海裡儲藏，
所以剪接時，只要剪到味道一樣的東西，畫面自動就出來，
記都不用記就知道哪邊可以用。專注看片比記筆記重要，這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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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imgur.com/GCZrUZq.jpg

廖慶松（左）早年在中影公司時期就與導演侯孝賢（右）熟識，
兩人一直合作至今。（廖慶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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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接牽涉敘事方法與節奏，如何調整影片次序與決定節奏快慢？
廖慶松說，

「剪接時會考慮到的第一個是劇本、第二個是導演怎麼想與怎麼拍、
第三個是拍出來究竟是什麼，這一點也最重要。
劇本或導演的想法都比較主觀，只有拍出來的影片因為是成像、最客觀，
所以我常會以拍出來的影片為主，也最務實。」

廖慶松認為：

「影片像導演生出來的小孩，但有影片自己的個性，因為從文字轉化到影像，
中間太多因素會改變，包括金錢、演員、甚至連演員的情緒也會改變畫面。」

從事剪接工作超過 45 年的廖慶松，可以從觀察毛片發現許多細微的差別，
連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情都可以看出來。

「影片就像鏡子一樣，可以反映出拍攝現場。
有時看到影片拍得感覺很亂，一問就聽人說，那天導演不開心；
或是導演和女主角談戀愛，你會發現演員怎麼突然演得很飛揚、和之前不太一樣，
這些都是經驗。」

在剪接時，廖慶松以一個非常嚴格的觀眾自居，仔細觀察、體會影片。
他形容，拍完之後的毛片，就像一個成長中的小孩，已經有屬於自己的性格。
它只是透過導演的想法產生，但不屬於導演原來的東西。
而對待這些尚未成型的影片，也像對待自己的孩子。

廖慶松半開玩笑地說：

「如果你以為你是上帝、是老爸，這種心態會讓你的兒子聽都不聽你一句話。
剪接者面對準備剪接的影片，完全就像爸爸與兒子相處的道理，
就是要平等客觀、還有同理心。
它就是一個人，你對待一個人，要好好和它談，它才會告訴你它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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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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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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