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紀錄片最大遺珠:莎拉波莉家庭詩篇 - 電影

過去一年看的最好看的兩部紀錄片,

分別是"我是殺人魔"和"莎拉波莉家庭詩篇"

後者有進奧斯卡15部初選名單, 但不知為何竟然被陰掉了...

無論是情感張力、形式表現、主題的探索, 這部片都十分突出,

而且導演追尋身世的過程很像在看偵探片, 頗具戲劇性。


以下為影評已盡量避免爆雷, 歡迎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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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波莉家庭詩篇：記憶望著我


網誌圖文影音版：http://blog.roodo.com/hostsonaten/archives/27342264.html

導演：Sarah Polley
出品：加拿大 / 2012

「當你身處於故事之中，它根本還不是個故事，而只是一團混沌、一聲黑暗中的吼叫、茫
然而毫無頭緒……直到事過境遷，當你開始向自己或他人述說時，故事才於焉成形。」

──《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


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經驗：眾人聚會、酒酣耳熱之際，大家忽然聊起某件陳年舊事，有人津
津樂道、加油添醋，予以潤飾、延伸；也有人跳出來糾正、反駁──甚至全然推翻，儘管
中無人刻意說謊，但經過下意識的選擇性遺忘、聚焦、放大，故事的形貌逐漸曖昧、衍異
；甚者，當它們流傳出去，出現了二手、三手的版本……聽者彷彿在觀看一幅視角多重的
立體派畫作，佇立於前，卻難以辨識其全貌。


困陷於渺小主觀位置、欺人記憶的我們，難道無論何反覆推敲、描述、佐證，都無法還原
已逝的「真實」？


編導演全才的加拿大新銳女導演莎拉波莉，在去年於國際影壇大放異彩的新作《莎拉波莉
家庭詩篇》（Stories We Tell）之中首度嘗試紀錄片體裁，溫柔又深刻地回應了這個令
人玩味的命題。


延續《妳的樣子》（Away from Her，2006）、《愛我，還是他》（Take This Waltz，
2011）中的細膩感性，以及對時間、記憶、情感越界……等命題的探索，這回她將鏡頭對
準家人和親友，請他們回想、談論早在她11歲時即因罹癌病逝的母親黛安。乍聽下，此片
雷同於其他國內外女性紀錄片導演的作品，例如曾文珍《我的回家作業》（1998）、蕭菊
貞《銀簪子》（2000）、許慧如《黑晝記》（2009）、砂田麻美《多桑的待辦事項》……
般，藉由鏡頭前的私密對話錄，追溯隱密的家族史、勾勒親暱的家人肖像。


隨著眾人的口述，母親黛安予人的第一印象逐漸顯影：她開朗直率，喜愛縱情大笑，隨性
的她在眾人眼前總是一片忙亂、不時闖禍，但卻也不吝於擁抱生命，為週遭友人所愛戴…
…。然而，本片絕非僅是女兒追憶亡母的感傷自溺，出身於劇情片背景的莎拉波莉無疑是
個說故事能手，她將零散的多線口述，揉雜成曲折跌宕的戲劇結構，並宛若偵探般抽絲剝
繭，讓我們看見發光發熱的黛安背後所隱蔽的陰暗面：過去失敗的婚姻、被迫與子女分離
的創傷、在家庭責任與愛情之間的掙扎……。當母親不可告人的秘密看似呼之欲出，波莉
又忽地拋出媲美鄉土劇、出人意表的震撼轉折，使紀錄片充滿劇情片般的戲劇性和觀賞樂
趣。


在敘事形式上，莎拉波莉選擇作為單純的中介和聆聽者，讓每位受訪對象在鏡頭前都有平
等發聲、說出完整故事的權力，之後再進一步將這些相異、甚至矛盾的個人「小敘事」，
交織成辯證式的跨時空對話，呈現敘事的多重潛能，也指出記憶的縹緲不可信，直觸內心
深處的柔軟情感之餘，又保有了抽離的內省視角。 本片更令人驚艷的，是它在形式上的
豐富層次。根據紀錄片學者比爾尼可斯（Bill Nichols）的六大分類，傳統紀錄片多採取
「闡述模式」（expository），讓全知的「神之聲」敘述（voice-of-God narration）成
為影像意義的唯一歸屬，而影像同時也是旁白的權威證據。


《莎》片更趨近於「參與式」（participatory）紀錄片，導演與被攝者處於地位平等的
互動關係。片中受訪者時常反過來詰問、質疑、甚至嘲弄導演莎拉波莉，讓她不時得重新
說明、思索她拍攝的動機與手法。 片中某位關鍵性角色提出了一個「同心圓理論」，批
評波莉讓人人皆有發言權、眾聲喧嘩式的訪談錄，只會讓真相渙散失焦，因為外圍的每位
旁觀者，都會因為自己的相對生命位置、情感狀態，而對事件有不同的記憶和詮釋，但只
有他和黛安才是事件核心的直接關係人，最知悉「真相」的樣貌，而藝術的目的便是為了
追求真實。


莎拉波莉顯然不全然信服這種說法。在影像上，她大膽混用了家庭錄像與虛構素材，找來
一群和當事人極為相似的演員重建童年記憶，穿插在父親過去拍攝的真實超八影片；在某
場戲中，她甚至照本宣科模仿父親過去的業餘攝影技法，來拍攝由職業演員所飾的父母身
影，讓影像遊走於虛構和真實的交界。此外，她也將自己追尋母親秘密的真實歷程，加以
重新演繹，讓自己和父親在鏡頭前對戲，「重現」身世被揭露的戲劇化時刻。（有趣的是
，她和父親都是職業演員，也使得這層紀錄／虛構的交疊關係，更添複雜層次。）這些「
反射式」（reflexive）的偽紀錄片手法，並非僅是單純的戲耍，而是更深入地闡述了波
莉想要探討的命題：記憶的多變、敘事的歧異。


當波莉的身世被揭曉後，她的父親開始回溯、反省自己與亡妻生前的淡漠關係，並重新拾
起筆寫作，描繪整起事件的始末。影片開頭，波莉引領父親進入一間錄音室，要他念出自
己書寫的故事，有趣的是，過程中她不時打斷父親的旁白，要他重新加以演繹，在此，波
莉揭露了「作者身分」（authorship）的複雜性，以及任何「敘事」被操弄的表演性（
performativity）；她甚至一度讓攝影師用超八底片拍攝她指導父親唸詞的過程，說明記
憶的生成是不間斷的進行式。這些複雜的音畫層次，呈現了更透明、開放的敘事結構，也
說明母親形象／真實並非單一的扁平圖像，而是繁複而豐盈的多面體。


當記憶傾盡、故事說完後，究竟留下了什麼？在嘈雜的集體口述塵埃落定後，波莉並置了
每位受訪者無語的感傷神情，形成一個靜默的迷人蒙太奇，其背後的情感遠比任何言語來
得複雜而深邃。 儘管受訪者們努力在記憶中追尋黛安的身影、訴說她生前的模樣，然而
已逝的她早已無法發聲，人們僅能從曲折口述、殘存影像、虛構表演和調度……所擦撞出
的瞬間靈光中，嗅到一絲她曾經存在的氣味，讓她一點一滴被召喚、復生。


藉由整理凌亂的回憶、複雜的情緒，受訪者們揣想了黛安生前內心的千迴百轉、痛苦掙扎
，幾乎不帶一絲怨懟地，用極為開明的態度去理解、體諒她不見容於世的決定。或許，這
正是「故事」力量之所在，它形塑了個人對生命經驗的認知，讓記憶有了自主的能動性與
意義，也因此使我們有了和過去和解而再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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