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不如賴活著 - 紀錄片

快一個月前看到公視播的"好死不如賴活著"
一位中國導演用DV 呈現河南愛滋病村家庭的跟蹤紀錄
因賣血而染上愛滋的父母 加上3個小小孩(其中2個也染病)

無意間看到的 但那種震撼卻一直留到現在
場景幾乎只在這戶人家的家裡
因為鄉裡的公安不准他拍 整部片幾乎是偷偷進行的
根本不能被其他鄉民看見

後來查了這部片 才發現它獲得美國廣播電視大獎(相當於廣播電視界的普利滋獎)
也找到導演的一篇專訪 更讓我佩服導演的毅力

真希望公視可以再重播
連發明AIDS雞尾酒療法的何大一看過之後
都表示這是他看過所有記錄愛滋病患的影片中
最讓他震撼的一部片


http://tinyurl.com/5m75u

來源：中國青年報

武漢電視臺的陳為軍自己也沒料到，他一個人用DV拍下的，記錄一農家小院裏日常生活的
片子，會成為一部讓人心靈震撼、為他贏來世界聲譽的作品。

在武漢，我爬上7層樓，大汗淋漓進了陳家。在淩亂的客廳裏，我看了這部片名叫《
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紀錄片。80多分鐘的片子看完後，我的手腳冰涼，胸口透不過氣兒來
。
陳為軍不停地吸煙，煙盒裏、茶几上的煙被抽完。他又從煙缸裏扒拉出煙蒂，小心地
撕開，拈出煙絲，用紙草草地捲起點燃，再吸。 我開始聽他講拍這部片子的幕後故事。


我擔心馬深義會拒絕，沒想到他一口應了："中！咋不中呢？"

2001年春天，武漢來了5個艾滋病人。

請這5個人來的，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希恩教授，他是第一個發現河南"艾滋病村
"的醫生。他自己花了十幾萬元，去河南十幾趟，結果發現的病人越來越多。他覺得靠個
人的力量完全不行時，說服了這幾個病人，到武漢來公開面對媒體。那時候，國內還沒有
一個艾滋病人敢把自己的臉放在螢幕上，要全打上馬賽克。

開始，老桂把病人安排在一幢醫院宿舍樓裏住，結果引起軒然大波。醫院宿舍區的居
民知道了跟他吵，還要給市長打熱線電話投訴。最後，老桂做了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
把5個病人帶回自己的家。

老桂在我心目中是個聖人，我很早就採訪過他，他的家我也常去。可是那天，我進了
他家後特別緊張，他家的板凳我一個都不敢坐。在這之前，我從沒接觸過，也沒見過艾滋
病人。

那一幕讓我觸目驚心。

餐桌上鋪了一層報紙，老桂親自給病人抽血樣。5個病人裏有一個男嬰，因為孩子的
血管細，血要從脖子上抽。孩子被按在餐桌上，手裏緊攥著一根小麻花兒，是一個女記者
買給他的。往他脖子上擦消毒水時，孩子還四處張望，沒哭，等針頭一扎進脖子，他眼睛
一閉，哇---地一聲大哭起來。可針頭一拔，他立馬就不哭了，趕緊把麻花塞進嘴裏吮著
。我的眼淚，一下子糊住了視線。

這個男孩叫馬佔槽，同來的有他的爸爸馬深義，媽媽雷妹。我還得知，他家還有倆女
孩，二女兒馬榮4歲，跟我女兒一般大，也是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我就這樣認識了馬深
義一家。

在農村，家裏有一個病人就會被拖垮，因病返貧，何況這個5口之家，竟有4個艾滋病
人。

我自己出生在農村，我很想知道，他們這家人，遇到如此災難，面對生死，會如何選
擇、如何活下去。我想記錄這些最貼近生命本質的東西。

當時我就問馬深義，拍你們家，行不行？我擔心他會拒絕，沒想到他一口應了："中
！咋不中呢？"

那一晚，我被拍攝方案攪得一夜無眠，各種各樣的細節在我的腦子裏滑來滑去，但我
還是想簡單了，在後來歷時一年的拍攝中，我要見證的是令自己人生觀、生死觀發生巨大
變化的生命慘劇，其間，我幾乎承受不下去……

紀錄片開頭：
"娘哎，我的娘啊！"一個女人的哭嚎。鏡頭從黃土小院搖進門，定格在墻角一頂蚊帳
和地下的扁籮筐，裏邊躺著的女人在哭叫著、呻吟著，接著，她發出一陣人的笑聲。

"雷妹！雷妹！"有人喊她。

雷妹停止了哭笑，又過了一會兒，說："我心裏難受，我心裏不得勁兒。"

雷妹被人從蚊帳裏扶出來，踉蹌地走到桌子前，點上一根白蠟，又燃上一把香，對著
墻上的一張黃紙片，一邊叩拜，一邊念叨著："我的山神啊，你饒了我吧！"

4歲的馬榮跟桌子一般高，圍著媽媽看著，她喘了一口粗氣，說："你的香掉了。"
我見到雷妹時，她的病已到了晚期。

第一次在老桂家見她時，她用手托著下頜，頭髮毫無光澤，尖瘦的臉上最突出的就是
眼睛，很大，空空地盯著窗外，完全無視身邊幾十號人和劈啪作響的照相機快門聲，眨都
不眨一下，眼神絕望而凝固。

鏡頭前，她絕少有笑臉。在巨大的病痛折磨下，當身體和精神無法承受時，她就要喊
、要叫，一會哭一會笑，歇斯底里，這樣才會好過些。她讓人給弄了個小黃牌牌，上邊寫
著"山神之位"，爬起來，點把香，拜幾拜，"好了，好了！"她在給自己找精神安慰。

那天在她家，雷妹上完香，情緒稍微好些，坐到了院子裏，這時，我拍到了一個超長
鏡頭，長達十幾分鐘，我沒剪一下，全部用到了片子裏。

紀錄片片斷：雷妹坐在院裏，抱著馬佔槽喂他牛奶。"你跟馬深義是怎麼認識的？"

"媒人介紹的。我當年可紅火哩，可不一般。"雷妹說。

"怎麼個紅火法？"

"吃的、穿的、戴的，那時剛興戴手錶，我就戴上了。"

"結婚時，找馬深義要了什麼嫁粧？""一身衣裳，押個彩禮，錢。""多少錢？"

"800。過節時，他抬點酒、抬點肉，給老丈人送去。"雷妹說著笑了起來。

"那時候，你肯定漂亮？""嗯，說不上賴。"

"小時候，有沒有想過長大了幹什麼，有什麼打算？"

立刻，雷妹臉上的笑容不見了，答道："我只想，有吃的、喝的、穿的就行。我現在
的想法是，我死了，孩子們好好的，讓他們長大，成個人，成個家。把我兒子的病治好，
把我小孩的病治好。後果是我造成的，找誰呵？"

她眼睛盯住地，臉因說話用力而變形："我現在有說不出的苦，說不了的難處，我心
裏就知道悲痛，光想哭，難受，心裏不得勁兒……"

我是農村出來的，我知道，一個農村婦女，一生最輝煌的時刻，就是結婚。所以，看
她身體還是好的，又能坐到院子裏，我就這麼問她，想讓她想點好的，高興起來……

當我問她小時候，想過長大幹什麼，有什麼打算時，她一下從高峰跌回到了現實，神
情大變。最後，她突然張開雙手，大叫了一聲："抓---"

在與雷妹的相處中，我感覺得到她內心一直有一種負罪感。她和馬深義是因採血染病
，倆孩子是母嬰傳播，所以，她反復說："只要讓我的孩子好好的，能把這個病治好，我
死了都甘心。""我寧願自己死了，只要我的孩子好好的，長大。"她跟馬深義最大的不同
，就是她內心的自責。

雷妹，這個只上過小學3年級的農村婦女，對生活的要求可以說是最簡單、最基本不
過了：一輩子有吃、有喝、有穿，孩子長大成人。可這，她也實現不了。

如果沒這個病，這一家人，現在是最好、最快樂幸福的時期。兩口子才30齣頭，老公
身體健壯，又能幹，3個孩子活潑可愛，長得都好看。

在一兩個小時內，死，被忽略掉了，綻放出一種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這
一小段難得的歡樂

馬深義家在河南省上蔡縣的文樓村，位於駐馬店的東北方。我拍片那會兒，村幹部以
不能報道疫情為由，告訴村裏人，誰檢舉一個記者就獎給誰50元錢，50元錢對他們不少。
我第二次去，還沒進村就被抓住，教訓了一頓，寫了份保證，然後被押送上了火車。

每次去，我是從縣城步行到村，要走個把小時，基本上是從玉米地裏穿進去。中秋節
晚上，我回縣城時在玉米地裏迷了路，從晚上7點走到12點，還沒走出來。有一次，我跟
馬深義去看他住隔壁村的岳父，我倆騎著自行車，攝像機用化肥袋子包起來。結果，半路
還是被一個鄉幹部抓了。還有一次，幾輛警車圍著村子，我跑到一個老黨員家，躲進玉米
缸裏，才沒被抓住。當地政府過去是這個態度，現在不了。

馬深義住在村南的一條陋巷裏，只修了半邊院墻。因為怕人看見，每次去，我都是先
偷偷溜進離村子最近的人家，別人把我的攝像機用化肥袋子提到馬深義家，我裝扮成農村
人的打扮再溜進去。

我只能貓兒在他家小院裏，所以，片子裏幾乎沒有外景。我被限制在這個小院，小院
被抽象成了一座舞臺，幾個人活動在上邊，鏡頭完全聚焦在這個點上，裏邊出現的每一個
細節，都被放大。

片子拍到中間，幾乎拍不下去了。馬深義怕村裏知道我在他家拍片，再找幹部要錢就
不好要了。我說：你看，別的村子沒有免費診所，你們村子有，為什麼？就是因為已經有
許多人知道文樓村的災難，所以才來幫你們。同樣，我拍你們家，讓更多的人知道你們家
的事，就是幫你家啊。總之，我是好話、臭話都說完了，他最終同意我拍下去，但有時也
不太跟我合作。

秋收時，我又去了，馬深義家的玉米收回來了，脫粒後堆在院子裏晾曬。馬深義不理我，
我只好自己搬個小板凳，在房門口乾坐著，機器擱在腿上。

雷妹去了村裏診所，就因為院裏堆了一大堆玉米，有病的媽媽不在家，3個小孩的天
性一下迸發出來，他們在玉米堆裏挖挖挖，再把手腳埋起來，玩得那個高興。

我用鏡頭吊他們，一會兒吊這個，一會兒吊那個。因為是傍晚，夕陽把這座小院、玉
米堆和孩子都涂上暖暖的金黃色。本來這種片段在紀錄片裏是很難用的，沒有語言，沒有
故事，就仨孩子在玉米堆上玩耍，但我捨不得剪。

一直以來，這個家庭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大人孩子都習慣嘆粗氣。就因為雷妹暫時
不在家，院子裏多了堆玉米，在一兩個小時內，死，被忽略掉了，綻放出一種生命的美，
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這一小段難得的歡樂，所以，我把它完整地保留在片子裏。

我找人做了一段音樂，配這個畫面，我跟做音樂的人說：就好像他們的媽媽，正在天
上看著自己的孩子，在玉米堆上歡快地玩耍。因為那個時候，雷妹已是彌留之際了。

其實，像地方政府的阻撓這種外在的困難好克服。拍片時，最難的最難的，是我內心
的掙扎和煎熬。最震撼我的，倒還不是生死，而是拍雷妹躺在板車上那段。

在夏天，我拍雷妹喂兒子牛奶時，她讓馬佔槽喊自己"媽媽"，但馬佔槽不會喊。到了
中秋，馬佔槽會喊第一聲"爸爸"時，雷妹已經不認識他最掛念的小兒子，躺在一架板車上
快不行了。

這時的雷妹，已經不像個女人了，眼神迷離，臉上落滿了蒼蠅，她連趕蒼蠅的力氣都
沒有，身上散發出的味道嗆人。

我一邊拍，一邊心裏罵自己，拍這樣一個經受著煉獄之痛，命搭陰陽兩界的人，太殘
酷！我一個勁兒地說自己：不能拍了，不能再拍了！每個人的死，都應該死得有尊嚴，她
的死，一點尊嚴都沒有，非常可憐、非常可悲。拍這種沒有尊嚴的死，是對她的褻瀆，是
對生命的冒犯，我不忍心再拍下去。

可我又想，現在進到村子裏的記者，可能只有我一個，這樣拍，雖然很殘酷，但我會
讓世人看到，一個默默無聞的農婦，一個艾滋病病人是如何死去的；我的記錄，會讓更多
的人看到艾滋病對生命的扼殺，對生命尊嚴的摧殘。我沒把機器關掉，是因為我相信，我
拍下來的殘酷，一定會讓看到片子的人，正視艾滋病對人類生命戕害的慘痛。

本來，我跟馬深義講好了，家裏有什麼事，給我打個電話，我好去拍。這中間，發生
了一件大事：雷妹的媽媽去世了。

雷妹的弟弟也是因艾滋病死的，但她媽一直沒敢告訴雷妹，怕她在弟弟的葬禮上哭一
場，會惡化她的病。沒想到幾個月後，雷妹的媽媽因為手術後傷口感染突然去世。雷妹回
到娘家，在墳頭上大哭一場，回來後再也沒起來。

這是一個重要轉捩點，我應該把它記錄下來，但馬深義悶著，不跟我說，等我去了才
知道這事。紀錄片的遺憾就在這，不能補拍，更不能擺，必須很真實，過去了的事，就永
遠過去了。

從那晚起，馬深義對我的態度完全改變，連稱呼都變了。以前他喊我老陳，那天晚上
，他叫我老陳哥

雷妹死於農曆霜降。

馬深義又沒給我打電話，是村裏人告訴我的，人已經死一天了。我一聽就急了，已經
晚上六七點鐘，我馬上坐火車趕到駐馬店，到時是淩晨。我想包輛計程車直接去村裏，的
士司機一聽說我去文樓，嚇得都不敢去，好不容易找著一個願意去，但他把我丟到離村子
老遠的地方，非叫我下車。

留給我拍攝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天一亮，拉雷妹的人一來，我就得躲起來，所以我必須抓
緊時間。下了車，我硬著頭皮往村裏走。這一截路，是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因為心裏害
怕，覺得特別漫長。

大約是淩晨4時，四周很黑，但我卻能看見地裏突起的墳頭。我知道，這些新墳裏埋
的，大多是些暴斃而亡的青壯年。影影綽綽地，我老覺得每個墳頭上都坐著一個人，在望
著我。

每次去村裏，與人交往後，我覺得自己到了另一個世界。每次從村裏出來，我會長舒
一口氣：哎呀！我又新生了！一是害怕被抓，神經緊繃著。更主要的是，拍的東西讓人心
裏太壓抑。這一年，我去這個村子20多次，進進出出的，我感覺自己像是出入陰陽兩界。

那天淩晨，我直接去了馬深義家，一開門看見是我，他很意外。

屍體就擺在地上，雷妹靜靜地躺在雜亂的麥稈上。我們兩個男人坐在她身邊，吸煙。
後來，馬深義揭開雷妹臉上的被子，讓我看。

第一眼看見雷妹，我就對馬深義說："雷妹變漂亮了！"我說的是真心話。自從我認識
雷妹起，她一直被病痛折磨著，整天咳啊咳，愁眉哭臉，甚至歇斯底里，沒個好樣子。現
在，她躺在那兒，臉一下放開了，痛苦消失了，死後的雷妹，樣子平靜安詳。我又對馬深
義說："原來，雷妹很好看啊！"馬深義同意我的話，他蹲在雷妹頭頂，看著她，說："只
是她的眼睛，老也合不上，我給她撥了幾次，都不行。"

當時，我的眼淚在眼眶裏轉著，心想：她怎麼可能合上眼呢？娘家，還留下一個老父
親；自已又撇下老公，3個沒成年的孩子，倆小的又是那樣，大的將來就是孤兒，她怎麼
可能合得上眼呢？

我想拍這樣一個鏡頭：鏡頭從雷妹的臉搖到墻上，她活著時常常拜的山神之位。鏡頭
離她的臉很近，再搖到墻上，也就一兩米的距離。可是，我連搖了3遍都不成功，我的手
在發抖，我的心太不平靜，我對雷妹已經太熟悉了。

從那晚起，馬深義對我的態度完全改變，連稱呼都變了。以前他喊我老陳，那天晚上
，他叫我老陳哥，我倆說了很多話。

說這話時，馬深義非常平靜，這是一個父親對自己孩子劃了一道線：死亡期限

在這個家裏，雷妹先走，是雷妹的福氣。

其實，馬深義受到的煎熬最大、最多。

第二天火化回來，馬深義蹲在門邊，開口說了很長一段話，他說這段話時的表情，是
任何一個高明的演員也表演不出來的。


紀錄片片斷：

馬深義靠在門框上，頭頂的白帽還沒摘，老半天，他才開口說話："受罪呵！"

又停了半晌，才繼續道："看人死的過程真難受，我以前年紀小一點，別人死沒見過
，從我親身經歷，我看見我媳婦落氣時，心裏難受得很，看了難受。"

"落氣那會兒，人真是最難受，嘴整個張著，光喘，出氣多，回氣少，不到一個小時
就落了氣。我喊她，她只睜眼看著我，一句話也沒有。"

我覺得，那時候，他那種來日無多的恐懼已經壓制不住，恐怕只有在現場的人，才能
感受到雷妹死後的氣氛，那種死亡的壓迫，是非常可怕的。

他見證了雷妹的死亡過程：一個活蹦亂跳的好人，發病，慢慢枯萎，最後死去。他肯
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將來。他受到刺激，感到驚恐，受不了，他需要找人說，說出來
才好受些。

待在馬深義家的小院子裏，看著他整天忙忙碌碌，即要照顧快要死的老婆，又要拉扯
3個沒成年的孩子，他自己也是個病毒攜帶者，不知哪天會發病。我不止一次地想：馬深
義是最有資格自殺的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馬深義的本能比勇氣更多，他把生存壓力承
擔了起來，頑強地活著，他有太多牽挂，要照顧家人。他總說："我就想，給孩子多弄倆
錢。一旦我病發了，躺在那兒，怎麼辦？我老往那兒想。"

每次去，我都把時間標在臺曆上。我發現，每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個節氣。雷妹，
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氣最狂躁的一段時間，馬深義的情緒
也特別不穩定，因為雷妹躺在那兒，時時刻刻在刺激他，預示著他的未來。

在片子裏，小兒子馬佔槽的臉蛋總是臟兮兮的，但他盯著鏡頭的眼睛卻是亮晶晶的。
他光著屁股在院子裏四處爬，把一隻大塑膠盆舉到嘴巴邊，想把它當碗來喝水；他坐在地
上啃一塊饃，他的兩隻小手抓緊奶瓶急切地喝水；他坐在小板凳上，同樣感染了HIV病毒
的小姐姐喂他吃麵條；他爬向平板車，小手抓住車輪，一用力，把自己拉起來，扶著車輪
站穩了。他的黑眼睛往上望著，渾然不知車裏躺著的，是他快要死去的母親……雖然馬佔
槽每天多次腹瀉，但他還是學會了走路，一天天地長大。

紀錄片片斷：馬佔槽學走路。他扶著墻、扶著門，趔趔趄趄地走著。

"槽，過來！"馬深義喊他，馬佔槽東搖西晃地走過來。"會走了，現在。"馬佔槽想去
玩水，又去推他那輛叮噹響的鐵推車。

馬深義一邊望著兒子一邊說："就這個勁兒，一天到晚野，扶著哪都想去。""過了年
，二三月裏，棉衣一脫，就會跑了。"

他抱住兒子，馬佔槽盯著鏡頭的眼珠，又黑又亮。

馬深義道："聽人家說，攜帶這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歲。"

說這話時，馬深義非常平靜，這是一個父親對自己孩子劃了一道線，死亡期限。我感
覺，死，馬深義肯定想過上萬遍了，所以，他才能這麼平靜地說出這句話來。

我問馬妞："你怕不怕弟弟妹妹傳染你啊？"她脫口而出"不怕！"

這個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馬深義一家，面對這樣一個滅頂災難，表現出了符合生命
本真的一些東西，本能的一些反應，還有人經過生命的磨礪，最後堅持活下去的東西。死
對馬深義來說，是最大的解脫，但他沒這麼做。他還在教孩子走路，給孩子吃飯。活一天
，就活好一天，他這樣做了。等到了春節，他的家已經相當平和了。

紀錄片片斷：春節。
馬深義從塑膠袋裏拿出小孩的新衣服。他問身邊的馬榮："馬榮，你知道啥叫過年嗎
？過年，吃肉，買花衣裳。你都不懂。"

馬深義往馬榮身上穿一件粉紅褂子，馬佔槽走過來，摸馬榮的衣服。馬深義拿開他的
小手，說："你別摸她哩，你別摸她哩。"

馬深義回頭看了一眼也在穿衣服的馬妞，說："馬妞，你的褂子小了。"

"我讓你買大的，你也不買。"馬妞埋怨道。

穿上新褂子的馬榮，對著鏡頭表演節目，她唱道："新年好呀，新年好呀……"她停下
來，說："光會唱新年好！"

馬深義包好了餃子，然後往門上貼對子，但對聯用的不是紅紙，而是藍紙。

"明年貼綠紙，後年就是紅紙了。"

在片子結尾，我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蛇年過去了，在這一年，馬佔槽學會了直
立行走。"

為什麼我要點這樣一句呢？你看這孩子，在片子裏有一個細節，他自己揀了一瓣大蒜
吃，這是他第一次吃，辣得￿牙裂嘴。他會爬、會走，到處摸到處看。他知道墻是硬的，
開水是燙的，他認識會越來越多。可是，當他剛剛對這個世界有迷迷糊糊認識時，病就來
了，死亡就來了。

人活下去，是因為有希望。可對這個小生命來說，沒有未來，這太不公平了！

第二句我說："他的大姐馬寧寧，也在這一年知道了什麼是艾滋病，什麼是生死離別
。"我曾問過馬妞，媽媽得的是什麼病，她當時還一點兒都不知道。到最後，過春節時，
我再問，她知道了。有一個細節對我衝擊很大，就是現在片子的結尾。

馬妞站在門邊，懷裏抱著弟弟，妹妹站在旁邊，我問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傳染你
啊？"她脫口而出"不怕！"我接著又問："為什麼不怕"，她就不吭聲了。她還太小，無法
表達清楚，我猜想，也許她是出於親情，覺得照顧弟弟妹妹是天經地義的事；也許她現在
對這個病，還知道得太少。

4歲的馬榮，根本不知道死是什麼。她媽媽去世後，馬榮每天晚上還問她爸：你到不
到西頭去？因為她媽去世前幾天，每晚都住到村西頭的免費診所裏，她爸去照料。她媽都
已經死了，埋掉了，她還弄不清死就是永遠離別，還以為媽媽躺在村西頭的診所裏，但大
女兒馬妞知道了。

雷妹去世後，半夜我和馬深義守著她，這時，馬妞起來了，抱著弟弟。我看到她的眼
神，她看著躺在地上的母親時的那種眼神，充滿了恐懼、害怕。在她幼小的心靈裏，已經
朦朦朧朧地感覺到了死，就是陰陽相隔，天各一方，再也不能見面的事情。

每次看到他們，感覺很辛酸。我希望這個片子能在國內播放，我想讓很多生活比他們
好的人，看看還有人是這樣活著的。我最希望，有那麼一個好心人，為以後可能成為"艾
滋孤兒"的孩子，設立一個成長基金，讓他們能夠長大。

我一共拍了40多個小時，最後剪出80多分鐘的片子。從拍到剪，我的心情都特別壓抑
難受，片子一剪完，我就放聲大哭了一場。

如果讓我用生命為代價拍一部這樣的片子，換回一個獎牌的話，我肯定不會去做
片子是2002年10月出來的，我先交到"金鷹獎"評獎會，但進了第一輪後就被退了回來
。

現在國內的一些紀錄片，多是些偽民俗的東西，加一個環保或山區教育標簽，從不觸
及真正的生活。還有一種就是翻故紙堆，用過去的老照片、老電影，再加一點貌似哲學思
考的解說詞，就成了再現歷史的東西。我們的紀錄片，到底該面對什麼呢？

透過網上報名，我參加了美國聖丹斯電影節，被選中。2003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國
外有10來家電視臺播了這個片子，包括美國的HBO和英國的BBC。今年5月，這個片子，獲
得了第63屆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PeabodyAward）。

得這個獎，我有些意外，它相當於廣播電視界的普利策獎。這次獲獎的紀錄片，還有
"60分鐘"節目的主持人克勞夫特的片子，是關於公眾質疑美國副總統切尼的。

頒獎儀式很隆重，主持儀式的是美國身價最高的女主持人。站在領獎臺上，我說："
並不是我的片子做得有多好，而是這個家庭的命運感動了你們，我在這裡代表影片中的這
個家庭，感謝你們。希望這個獎項，成為這個家庭和類似處境的人們得到更多關懷和幫助
的起點。"

在美國，一個女記者問我：你現在住的華爾道夫酒店，是來訪的國家元首住的。你住
這樣的酒店，得這樣的獎，又有這麼多人找你簽名，你會不會改變，不再去接近普通人？
我告訴她：我的改變，不是住到這樣的酒店裏改變的。在我與那個家庭的交往中，我已經
改變。如果說以前我還有點名利心的話，拍完這部片子，我的那點名利心消失了。如果僅
憑名利心，這個片子我早就拍不下去，早撂了。

這是部個人小製作的片子，片子拍得很粗糙，有的鏡頭甚至晃。它最終能不能公開播
放當時不知道，更沒想到會給我帶來什麼榮譽。如果讓我用生命為代價拍一部這樣的片子
，換回一個獎牌的話，我肯定不會去做。是信念支撐著我拍下去，堅持下來的。

你問我，有沒有人質疑我是在出賣別人的苦難？目前沒有，因為片子在國內沒公映。
在美國，這次獲獎的還有著名戰地記者詹姆斯·奈崔，他曾拍過盧旺達大屠殺、印尼騷亂
等片子。我倆在一起時，討論過這個話題。

他對我說，以後，你可能也會面對這樣的問題。他是這樣自我解脫的：如果我們不去
拍，這些人就會默默無聞地死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也沒有人會知道他們、幫助他們。
我們把它報道出來，假如人類再遇到類似災難時，不至於束手無策……

在國外，每次放完片子，觀眾和記者問我最多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做，才會更好地幫
助這個家庭。記得有一個觀眾跑上來抓住我的胳膊問：我給你開張支票，你給他們帶回去
。我說，支票他們兌不了。他馬上又跑出去，在取款機上提了300美元，一定讓我捎給馬
深義家。

看到別人在苦難中，作為同類、同種動物，人會本能地想去救他們，不管他是哪國人
。我想，好的紀錄片讓人看了，會有切身感受，會動善心、善念，會自我反省。有人問我
，拍紀錄片的人必須具備什麼條件，我說，第一就是要有善心，否則，首先影響的，就是
你對選題的判斷。

片子的社會影響，超過我的想像。

有人在網上留言說：觀看過程中，我有三分之二的時間禁不住淚流滿面。可以說，這
輩子從未有過任何一部藝術作品，能如此深深地感染和震撼我的內心到如此地步！

發明"雞尾酒療法"的華裔科學家何大一，也看了我的片子。他說看了那麼多關於河南
艾滋病的報告和資料，但這部片子，讓他震驚。

香港有家基金會，專幫艾滋病人，他們想用我的片子做宣傳片，為中國的艾滋病人籌
款，問我同不同意。我怎麼會不同意呢？

別人說我，片子拍到這個份上，應該繼續拍下去。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三五年內，
小姑娘馬妞會把她的親人一個個送入黃土。如果這部片子的總片出來，一定會更有震撼力
。我這輩子，只拍一部這樣的片子也就夠了。但是，我說服不了自己，再繼續拍下去。

我拍這部片子，是幫了他們家，也為艾滋病人做了自己該做的事。但在根本上，還是
沒有改變馬深義一家的命運。就好像你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在水火中掙扎，卻不能把他們救
出來，心裏很難受。經歷了一年這種生死離別之痛，現在讓我回頭，再重新體驗這種痛苦
，我受不了！

前不久，吳儀副總理去了馬深義他們村，政府現在免費提供雞尾酒療法的藥，馬深義
也在接受治療。但吃這個藥副作用大，胃難受，他吃吃又不吃了。中國，解決艾滋病問題
還得靠政府，政策上的一點點改善，受益的是整個艾滋病人群。活著，就讓他們活得有滋
有味；死，也要死得有尊嚴些。

我現在去馬深義家，不帶機器，純粹是看望，或把一些捐款拿給他。今年春節我去了
，待了兩天。馬佔槽還很健康，到處跑，我給他買了兩把小手槍，他整天挎著，到處比劃
。但馬榮的病出來了。她去年開始上學，很愛學習，拼音寫得特別好，馬深義拿給我看。
她的小腿很細，老喊腿痛，不吃東西。最近我聽說，她上學要走10分鐘的路，現在已經走
不了了。在心裏，我早已把她當女兒看，讓我再去面對她的死亡過程，我做不到。

可以肯定，發病的先是馬榮，接下來是馬佔槽，然後就是馬深義。艾滋病的各種並發
癥，會一直折磨著他們到生命的盡頭。讓我一個個面對，我寧願放棄這部完整的片子。

如果我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把這部片子拍完，它對社會的警示是驚世的，這種機會
對一個拍片的人來說，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不願再去做，就是有人拿槍逼著我的頭，我
也不願意再去經歷了。

6月1日，我剛接到一個傳真，美國一家多媒體公司要出我片子的DVD。我告訴他們，
此項委託發生的所有收益，全部用於幫助艾滋病人，我一分錢也不要。這樣做，不是我學
雷鋒學來的，確實是拍這部片子改變了我。這麼做，也會讓我心裏好過些。

現在，三更半夜，馬深義會突然給我打電話：老陳哥，我只想跟你說幾句話，我心裏
不得勁兒…… (董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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