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 ◎郭力昕 - 紀錄片
By Lauren
at 2004-10-12T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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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錄自 air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標題: [剪報] 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 當紀錄片成 …
時間: Tue Oct 12 10:25:31 2004
作者: air (Groundhog Day) 看板: air
標題: [剪報] 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 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 ◎郭力昕
時間: Tue Oct 12 10:21:36 2004
■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友善列印
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
郭力昕 (20041012)
編案:紀錄片導演吳乙峰以 921地震為題材,歷經三年長期拍攝的「生命」,在
院線上映後,廣泛獲得社會各界的諸多好評;同時也蔚出一股對紀錄片拍攝的風潮。
記錄片的藝術尺碼在哪?吳乙峰的表現手法如何?未來國內的紀錄片又如何期待?還
有這部片子所激發出來的種種問題及文化現象,文化評論者郭力昕經過一些時日思考
後,誠摯地撰寫此文。ꘝ넊
----------------------------------------------------------------------------
「全景映象季」裡的主打作品、吳乙峰導演的「生命」,在秋天的台北與全島,
被促銷成一樁藝文節慶。影片上映前後,從影評人到媒體人、從企業領袖到政治領袖
、從現場觀眾到網路留言,幾乎全面的讚美、感動、流淚,眾口一聲地頌揚此作。但
是,容我犯眾怒的說,我認為「生命」是一部存有許多問題與爭議的紀錄作品,它不
應該在缺乏充分討論之前,就像一座教堂般的被膜拜。
在這篇文字裡,我試著針對「生命」這部特定作品的文本作一些評析。我必須先
強調,此文對「生命」的批評,並不自動適用於「全景映象季」的其他作品;這些批
評意見,也不能抵銷吳導演、與特別是「全景」團隊的其他成員,十幾年來在推動紀
錄片創作與教學上應得的肯定。此外,如果我認為紀錄片工作者不應擺出道德上高於
其拍攝對象的指導者姿態,則評論者也沒有任何高於創作者的發言位置:我期待相識
了十幾年的吳乙峰、全景的朋友、以及其他參與了觀賞和書寫此作的人,能夠對本文
無法苟同之處,進行反駁與論爭。
●
我試從題材、技術、與道德等三個面向,進行一些討論。首先,「生命」選材的
角度,是吳乙峰成為風格與慣性的「人」的故事,而非九二一震災裡的結構性問題或
現象。當「影象季」裡李中旺導演的「部落之音」,願意挑比較複雜棘手的題材,將
原住民部落裡因為爭奪賑災資源所產生的人的矛盾、衝突與不堪,貼近地呈現出來時
(郭笑芸的作品「梅子的滋味」也呈現了中央政府與地方之間的各種矛盾),「生命
」選擇了幾個遭遇令人不忍的人物個案,當做觀眾的感動與砥勵材料。紀錄地震災難
的角度,當然不只一端;拍攝災難中受害者的辛苦生命與韌性,做為觀者深刻認識生
命之複雜、與取得勇氣的來源,一樣有價值。但是,遭遇各不相同的生命情境,不能
被簡化、齊一化的理解,否則會是另一種失之輕率、廉價的對待(他人)生命的態度
,並有可能造成剝削。
以平凡人物、庶民生活為題材,十多年來儼然成為台灣紀錄片的大宗與最大「正
確方向」。生活底層的人物,固然是商業媒體不屑一顧、或暴力地剝削的對象,但是
站在非主流位置的紀錄片,不必然免於剝削題材之虞。此外,被攝題材本身具有的感
人故事與情境,和創作者處理題材的能力(使題材產生的撞擊力更強),不能混為一
談,必須要對影片本身做仔細的分析。
其次,在拍攝的技術上,「生命」展現了一些精彩的片段,也呈現了不足。當喪
失次女的張國揚、吳玉梅夫婦,創造新的生命時,他們在產房中的安靜對話是動人的
;周明純、明芳姊妹在訪談時,提及失去家人後,工作賺錢已感到失掉意義,亦令人
動容。這些是吳導演掌握得極好的部分,也是他的擅長與敏銳之處。
뤊 不過,做為一部花了三年的「吳式風格」長期蹲點跟拍的代表作,「生命」在為
數不多的場景裡,似乎沒有拍出太多生活中的影像材料;許多的內容是靠訪談、字幕
、與和友人虛擬對話的旁白設計來填補。或者,一些應該是相當重要的情境,也缺乏
影像;例如,潘順義、張美琴夫婦要回日本當天,怪手在他們每日坐著的帳棚位置挖
到張國揚女兒的遺體;但是這個時刻與情境,卻完全沒有畫面。固然,場景多不必然
代表品質,但是一個宣稱歷經數年、累積無數素材的「影像」作品,卻需要大量旁白
與字幕支撐,何故?(然而,許多談論者不謀影片細節,都跟著宣傳文句覆誦「這是
耐心跟拍長達四年的紀錄片」。)
第三,此片創作上的道德議題,也是它最值得爭議的部分。於此,我再分三個部
分討論:其一,關於「強迫性的感動」;其二,導演介入題材與影片中的問題;其三
,關於紀錄片導演的角色。第一點,是我看完全片的一個總結感受。相對於商業媒體
在九二一地震後、到災區進行的暴力性影像與情緒掠奪,吳乙峰當然不齒為之。「生
命」超過兩小時的陳述,讓觀眾感動不已。但若分析一下作品的幾個特質,可以發現
這樣的感動,許多是強迫性的效果:四組對象,有兩組就是幾乎全家皆亡的悲慘情境
;訪談的提問儘管溫和體貼,仍不可避免的會觸及被攝者的不堪情境與情緒,而使觀
者不得不跟著掉淚(雖然我相信導演為避免灑狗血、可能已將受訪者哭得更慘的一些
畫面捨棄了);然後,導演要求幾位拍攝對象寫給罹難家人的信,也是影片最後創造
的一場「感動設計」(吳玉梅給女兒維維的信裡說,「吳叔叔昨天打電話來,叫我給
妳寫封信…」)。感動的訊息應該想辦法從被攝者的生活材料裡提煉、編輯,為何要
刻意設計、製造?
●
關於第二點,導演特意跑到鏡頭前,成為題材的一部份,並介入被攝者的情緒之
中,或在作品中夾雜拍片者反省紀錄片的訊息,都是所謂「吳式風格」的幾個標記。
紀錄片導演要現身鏡頭前或隱藏於後,並無成規,前者亦不必然可議;但是當太多的
筆墨放在導演自己身上,無論做為協助者或自省者,也有可能流於矯情或自我中心。
例如,在貫穿全片、與1987年已過世的王姓友人之「對話」設計的自問自答裡,吳乙
峰不時表達自己對拍紀錄片這件事的反省與掙扎。我以為,比較上乘的反省,展示在
紀錄者與被攝者之間複雜微妙之情境或情緒的充分體現或誠懇對待,也就夠了。觀者
自己會從中取得訊息,不需要如李道明教授在〈生命的滋味〉指出,導演總想替觀眾
定位生命的意義、規範閱讀與思考的方式裡所顯現的急切心情。
談到急切,可以連結到此作之道德問題的第三點:紀錄片與其創作者的角色,究
竟該是什麼?「映象季」專刊的「開場故事」裡描述,震災之後,全景的同仁聚首思
考能為災難做些什麼時,結論是:「我們專長就是拍片!」因此,不同於林懷民的「
雲門舞集」當年發動舞者到災區幫忙搬運賑災物資等激情做法,吳乙峰與全景的伙伴
拿起攝影機進行紀錄。但是,在「生命」裡,我看到的吳導演,做為被攝對象的心理
輔導師、與道德教誨者的角色,是大於做為一個紀錄者的。專刊中說,「我們拿著攝
影機的人,不斷被土地、被民眾所教育」;但是這部影片裡,我看到的則正好相反。
●
最明顯的例子,是導演擔心當年即將大學畢業、卻遭遇除二哥之外全家七口罹難之
橫禍的羅佩如,因常興自殺念頭,而斥責她的一段。導演責怪羅小姐不該在地震一年
後仍陷溺於情緒泥沼裡,並告以自己父親長期中風於宜蘭尚無時間照顧,卻花了更多
精神在他們幾位紀錄對象上。在羅小姐聞畢淚流滿面的苦楚鏡頭下,我感到難堪。吳
乙峰的急切與斥責,肯定出自想要搶救靈魂的焦急與美意;然而,一位紀錄片導演,
有什麼道德位置、或誰賦予的權力,可以指責一位極度重創者,不應繼續「沈溺」於
自己的低潮情緒、或對未來六神無主?不在這巨大痛苦裡的人,如何能測量一個瞬間
失去一整家人的心理狀態與創傷程度,並且要求她按照拍片者需要的「工作進度」進
行自我拯救?
況且,對這些已經遭逢巨大不幸的人,紀錄者與攝影機的進入,不論表現了多少
的體貼與協助意願,都同時也必然是一種闖入者與打擾者。我們難道不需要想,為何
鏡頭前看起來健康勇敢的周姓姊妹,後來不再與這麼關心她們的紀錄小組聯絡了?為
什麼在吳玉梅寫給罹難女兒的信裡說,「爸媽不是不想妳,而是我們不想捲入思念的
辛苦裡……」?大家期待這些受害者快快振作,勇敢面對傷痛,以感動「我們」的生
命,當他們各自的生命現狀,可能是必須先試著「忘記」創痛以面對繼續存活這件事
,或需經歷更長的挫敗狀態、才能點滴的恢復(還不見得完全恢復的了)。因此,他
們是否有義務,在自身難保、極度困頓之際,還要被期待成為全國觀眾感動、流淚的
勵志材料?
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麥田)裡,論及戰爭攝影創造了一種「虛
幻的共識」,也就是當觀者震驚於這類題材的影像,他們遂自我正義的譴責照片中呈
現的殘酷;之後,又紛紛移轉到其他的注意上。她說,「當觀看主體在凝視他人之痛
時,這主詞絕不能理所當然的稱之為『我們』。」也就是說,觀看別人的傷痛時,觀
者不需急著要匯聚出一種閱讀上或情緒上的一致經驗與反應方式(例如「同聲譴責」
,或「集體落淚」),而形成一群虛矯的「我們」。
五年前的九二一地震,與今天的「生命」經驗,則在台灣生產了一種「感動的共
識」:五年前的災後,社會上的愛心論述大盛行,全國的眾多倖存者,在集體的罪惡
感之中紛紛捐款賑災;五年後「生命」的觀眾看片之際,又一次集體的流淚、感到罪
惡,爭相呼喊「我們能做些什麼」。當影像節慶與集體感動的儀式結束時,想「做些
什麼」的「我們」,是否又將很快的離開這些生命故事,轉到其他的感動事件、或各
自的重複生活軌道之中?若此,則這「感動」的意義是什麼?
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只有當紀錄片能夠
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讓人們獲得
深刻一層的認識時,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
。消費性的感動,無論那淚水在當下是多麼認真,常弔詭的只可能會帶來對結構性問
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
吳乙峰的「生命」,於此遂提供了做為台灣社會一面鏡子的價值:五年前的地震
,震出了台灣呼天搶地的感動論述;五年後,感動論述在這個社會繼續盛行不輟,且
猶有甚之。在社會與文化的分析上,我們應該追問: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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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兔(ptt2.cc)
◆ From: 140.11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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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ir (Groundhog Day) 看板: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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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Tue Oct 12 10:21:36 2004
■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友善列印
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
郭力昕 (20041012)
編案:紀錄片導演吳乙峰以 921地震為題材,歷經三年長期拍攝的「生命」,在
院線上映後,廣泛獲得社會各界的諸多好評;同時也蔚出一股對紀錄片拍攝的風潮。
記錄片的藝術尺碼在哪?吳乙峰的表現手法如何?未來國內的紀錄片又如何期待?還
有這部片子所激發出來的種種問題及文化現象,文化評論者郭力昕經過一些時日思考
後,誠摯地撰寫此文。ꘝ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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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映象季」裡的主打作品、吳乙峰導演的「生命」,在秋天的台北與全島,
被促銷成一樁藝文節慶。影片上映前後,從影評人到媒體人、從企業領袖到政治領袖
、從現場觀眾到網路留言,幾乎全面的讚美、感動、流淚,眾口一聲地頌揚此作。但
是,容我犯眾怒的說,我認為「生命」是一部存有許多問題與爭議的紀錄作品,它不
應該在缺乏充分討論之前,就像一座教堂般的被膜拜。
在這篇文字裡,我試著針對「生命」這部特定作品的文本作一些評析。我必須先
強調,此文對「生命」的批評,並不自動適用於「全景映象季」的其他作品;這些批
評意見,也不能抵銷吳導演、與特別是「全景」團隊的其他成員,十幾年來在推動紀
錄片創作與教學上應得的肯定。此外,如果我認為紀錄片工作者不應擺出道德上高於
其拍攝對象的指導者姿態,則評論者也沒有任何高於創作者的發言位置:我期待相識
了十幾年的吳乙峰、全景的朋友、以及其他參與了觀賞和書寫此作的人,能夠對本文
無法苟同之處,進行反駁與論爭。
●
我試從題材、技術、與道德等三個面向,進行一些討論。首先,「生命」選材的
角度,是吳乙峰成為風格與慣性的「人」的故事,而非九二一震災裡的結構性問題或
現象。當「影象季」裡李中旺導演的「部落之音」,願意挑比較複雜棘手的題材,將
原住民部落裡因為爭奪賑災資源所產生的人的矛盾、衝突與不堪,貼近地呈現出來時
(郭笑芸的作品「梅子的滋味」也呈現了中央政府與地方之間的各種矛盾),「生命
」選擇了幾個遭遇令人不忍的人物個案,當做觀眾的感動與砥勵材料。紀錄地震災難
的角度,當然不只一端;拍攝災難中受害者的辛苦生命與韌性,做為觀者深刻認識生
命之複雜、與取得勇氣的來源,一樣有價值。但是,遭遇各不相同的生命情境,不能
被簡化、齊一化的理解,否則會是另一種失之輕率、廉價的對待(他人)生命的態度
,並有可能造成剝削。
以平凡人物、庶民生活為題材,十多年來儼然成為台灣紀錄片的大宗與最大「正
確方向」。生活底層的人物,固然是商業媒體不屑一顧、或暴力地剝削的對象,但是
站在非主流位置的紀錄片,不必然免於剝削題材之虞。此外,被攝題材本身具有的感
人故事與情境,和創作者處理題材的能力(使題材產生的撞擊力更強),不能混為一
談,必須要對影片本身做仔細的分析。
其次,在拍攝的技術上,「生命」展現了一些精彩的片段,也呈現了不足。當喪
失次女的張國揚、吳玉梅夫婦,創造新的生命時,他們在產房中的安靜對話是動人的
;周明純、明芳姊妹在訪談時,提及失去家人後,工作賺錢已感到失掉意義,亦令人
動容。這些是吳導演掌握得極好的部分,也是他的擅長與敏銳之處。
뤊 不過,做為一部花了三年的「吳式風格」長期蹲點跟拍的代表作,「生命」在為
數不多的場景裡,似乎沒有拍出太多生活中的影像材料;許多的內容是靠訪談、字幕
、與和友人虛擬對話的旁白設計來填補。或者,一些應該是相當重要的情境,也缺乏
影像;例如,潘順義、張美琴夫婦要回日本當天,怪手在他們每日坐著的帳棚位置挖
到張國揚女兒的遺體;但是這個時刻與情境,卻完全沒有畫面。固然,場景多不必然
代表品質,但是一個宣稱歷經數年、累積無數素材的「影像」作品,卻需要大量旁白
與字幕支撐,何故?(然而,許多談論者不謀影片細節,都跟著宣傳文句覆誦「這是
耐心跟拍長達四年的紀錄片」。)
第三,此片創作上的道德議題,也是它最值得爭議的部分。於此,我再分三個部
分討論:其一,關於「強迫性的感動」;其二,導演介入題材與影片中的問題;其三
,關於紀錄片導演的角色。第一點,是我看完全片的一個總結感受。相對於商業媒體
在九二一地震後、到災區進行的暴力性影像與情緒掠奪,吳乙峰當然不齒為之。「生
命」超過兩小時的陳述,讓觀眾感動不已。但若分析一下作品的幾個特質,可以發現
這樣的感動,許多是強迫性的效果:四組對象,有兩組就是幾乎全家皆亡的悲慘情境
;訪談的提問儘管溫和體貼,仍不可避免的會觸及被攝者的不堪情境與情緒,而使觀
者不得不跟著掉淚(雖然我相信導演為避免灑狗血、可能已將受訪者哭得更慘的一些
畫面捨棄了);然後,導演要求幾位拍攝對象寫給罹難家人的信,也是影片最後創造
的一場「感動設計」(吳玉梅給女兒維維的信裡說,「吳叔叔昨天打電話來,叫我給
妳寫封信…」)。感動的訊息應該想辦法從被攝者的生活材料裡提煉、編輯,為何要
刻意設計、製造?
●
關於第二點,導演特意跑到鏡頭前,成為題材的一部份,並介入被攝者的情緒之
中,或在作品中夾雜拍片者反省紀錄片的訊息,都是所謂「吳式風格」的幾個標記。
紀錄片導演要現身鏡頭前或隱藏於後,並無成規,前者亦不必然可議;但是當太多的
筆墨放在導演自己身上,無論做為協助者或自省者,也有可能流於矯情或自我中心。
例如,在貫穿全片、與1987年已過世的王姓友人之「對話」設計的自問自答裡,吳乙
峰不時表達自己對拍紀錄片這件事的反省與掙扎。我以為,比較上乘的反省,展示在
紀錄者與被攝者之間複雜微妙之情境或情緒的充分體現或誠懇對待,也就夠了。觀者
自己會從中取得訊息,不需要如李道明教授在〈生命的滋味〉指出,導演總想替觀眾
定位生命的意義、規範閱讀與思考的方式裡所顯現的急切心情。
談到急切,可以連結到此作之道德問題的第三點:紀錄片與其創作者的角色,究
竟該是什麼?「映象季」專刊的「開場故事」裡描述,震災之後,全景的同仁聚首思
考能為災難做些什麼時,結論是:「我們專長就是拍片!」因此,不同於林懷民的「
雲門舞集」當年發動舞者到災區幫忙搬運賑災物資等激情做法,吳乙峰與全景的伙伴
拿起攝影機進行紀錄。但是,在「生命」裡,我看到的吳導演,做為被攝對象的心理
輔導師、與道德教誨者的角色,是大於做為一個紀錄者的。專刊中說,「我們拿著攝
影機的人,不斷被土地、被民眾所教育」;但是這部影片裡,我看到的則正好相反。
●
最明顯的例子,是導演擔心當年即將大學畢業、卻遭遇除二哥之外全家七口罹難之
橫禍的羅佩如,因常興自殺念頭,而斥責她的一段。導演責怪羅小姐不該在地震一年
後仍陷溺於情緒泥沼裡,並告以自己父親長期中風於宜蘭尚無時間照顧,卻花了更多
精神在他們幾位紀錄對象上。在羅小姐聞畢淚流滿面的苦楚鏡頭下,我感到難堪。吳
乙峰的急切與斥責,肯定出自想要搶救靈魂的焦急與美意;然而,一位紀錄片導演,
有什麼道德位置、或誰賦予的權力,可以指責一位極度重創者,不應繼續「沈溺」於
自己的低潮情緒、或對未來六神無主?不在這巨大痛苦裡的人,如何能測量一個瞬間
失去一整家人的心理狀態與創傷程度,並且要求她按照拍片者需要的「工作進度」進
行自我拯救?
況且,對這些已經遭逢巨大不幸的人,紀錄者與攝影機的進入,不論表現了多少
的體貼與協助意願,都同時也必然是一種闖入者與打擾者。我們難道不需要想,為何
鏡頭前看起來健康勇敢的周姓姊妹,後來不再與這麼關心她們的紀錄小組聯絡了?為
什麼在吳玉梅寫給罹難女兒的信裡說,「爸媽不是不想妳,而是我們不想捲入思念的
辛苦裡……」?大家期待這些受害者快快振作,勇敢面對傷痛,以感動「我們」的生
命,當他們各自的生命現狀,可能是必須先試著「忘記」創痛以面對繼續存活這件事
,或需經歷更長的挫敗狀態、才能點滴的恢復(還不見得完全恢復的了)。因此,他
們是否有義務,在自身難保、極度困頓之際,還要被期待成為全國觀眾感動、流淚的
勵志材料?
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麥田)裡,論及戰爭攝影創造了一種「虛
幻的共識」,也就是當觀者震驚於這類題材的影像,他們遂自我正義的譴責照片中呈
現的殘酷;之後,又紛紛移轉到其他的注意上。她說,「當觀看主體在凝視他人之痛
時,這主詞絕不能理所當然的稱之為『我們』。」也就是說,觀看別人的傷痛時,觀
者不需急著要匯聚出一種閱讀上或情緒上的一致經驗與反應方式(例如「同聲譴責」
,或「集體落淚」),而形成一群虛矯的「我們」。
五年前的九二一地震,與今天的「生命」經驗,則在台灣生產了一種「感動的共
識」:五年前的災後,社會上的愛心論述大盛行,全國的眾多倖存者,在集體的罪惡
感之中紛紛捐款賑災;五年後「生命」的觀眾看片之際,又一次集體的流淚、感到罪
惡,爭相呼喊「我們能做些什麼」。當影像節慶與集體感動的儀式結束時,想「做些
什麼」的「我們」,是否又將很快的離開這些生命故事,轉到其他的感動事件、或各
自的重複生活軌道之中?若此,則這「感動」的意義是什麼?
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只有當紀錄片能夠
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讓人們獲得
深刻一層的認識時,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
。消費性的感動,無論那淚水在當下是多麼認真,常弔詭的只可能會帶來對結構性問
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
吳乙峰的「生命」,於此遂提供了做為台灣社會一面鏡子的價值:五年前的地震
,震出了台灣呼天搶地的感動論述;五年後,感動論述在這個社會繼續盛行不輟,且
猶有甚之。在社會與文化的分析上,我們應該追問: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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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2004-10-17T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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