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音樂人生KJ》與導演張經緯的迭代形成 - 紀錄片

By Kelly
at 2009-08-21T09:55
at 2009-08-21T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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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與生命的連動-紀錄片《音樂人生KJ》與導演張經緯的迭代形成
破週報 復刊574期
http://pots.tw/node/3162
文/陳韋臻
在香港戲院上映的眾多商業片中,紀錄片《音樂人生KJ》於沒有資金宣傳的情況下,以一
名習樂少年為拍攝題材默默站上舞台,從國際電影節的放映打出名聲,開始受電影院之邀
成為院線片的一員,口耳相傳與網路宣傳之下,累積迄今總共上演63場,成為香港電影圈
中奇異的存在。奇異的原因在於,香港電影觀眾並不習慣於紀錄片,或者引用導演張經緯
的話:「香港對於紀錄片是一點都不理解的,在香港上院線簡直是不可能的,香港經常看
的是專題片,或者大陸叫欄目,就是電視上的時事,是有voice over的,在香港觀眾來說
,這個就是紀錄片。」倘若香港觀眾對於紀錄片的接受理解如此,那麼《音樂人生KJ》每
天賣出80到100張的票,要看片還得在一個月以前先預購票,究竟是以什麼特質打破香港
類型電影習慣的藩籬?
音樂‧人生,以及其他
張經緯的新作品《音樂人生KJ》,可以被詮釋為幾組關聯:「音樂/人生」、「音樂,人
生」或者「音樂人生」。原因在於張經緯不只記錄音樂,更從音樂去看見生命的追尋歷程
。張經緯鏡頭下的主角黃家正(KJ為其英文名縮寫),分別以11歲及17歲的樣貌示人,從
一名獲得「香港校際音樂節」鋼琴組大獎並遠赴捷克與管弦樂團合作演出鋼琴協奏曲的所
謂「音樂神童」,轉赴為香港名校拔萃書院之生。全片幾乎環繞著所有黃家正的音樂生活
(或者更明確地說,作為一名自小背負父親高深期待的習樂孩童,生活是與音樂徹底綁在
一起無縫脫逃的),練琴、上課、表演、比賽,諸如此類的在一般人眼底的貴族學生,實
際上在所有鏡頭剪接之下,透露出了在音樂之內與之外的寂寞和創痛。倘若我們都相信,
音樂的確具有療癒眾人的功能,在此之前,演奏者必須面對的所有一切都在其自身與音樂
關聯的思考摸索,與對週遭音樂體制的衝撞和抗衡。
或許正是導演自己也曾浸沒於音樂十幾個年頭才轉入哲學、乃至於電影的經驗,在拍攝黃
家正的故事時,張經緯並未將其處理為一名天才少年的神話形象;相對地,他更多是將攝
影機擺著,讓鏡頭底下的人物真正且主動地表述,並由此傳遞出黃家正在光芒背後不為人
所理解接納的堅持,以及由之而來的孤絕狀態。黃家正在11歲,凝視著大過他的小臉的雙
手,逕自對著機器說:「為什麼我這隻手會彈琴?」「為何會有人?」「很多人不快樂。
」「世界不完美。」「(人)不過一死。死掉就完美。」「世人都懂音樂就完美。沒戰爭
。」這些問題如此本質以致於恐怕曾經困擾過每個孩童;17歲的黃家正,再次面對鏡頭,
批判起他的父親,談起人性、信仰。也許這透露了黃家正天生對於鏡頭的意識與操作本能
,但另一方面揭露的是,他在生活中的不被理解以致於如此渴望表述。導演說:「就像我
拍電影,被理解時是會有快感的。...每個人都有希望被理解、以及希望理解的需要。」
當音樂作為一種與他人的隔離、同時又擔負著溝通的功用時,黃家正的生命恐怕是彆扭地
如此美麗又讓人為之心疼,從思考音樂與完美的孩童,歷經家庭劇變,成長為一名看似睥
睨萬物的少年,他翹課、在同學眼中恃才傲物又狂妄自崇、逃離由父親而來的價值體系,
挑焠出身而為人的信念。面對著自幼崇拜的羅老師時,踩著屬於自己唯一可信的步伐:在
指揮帶團比賽樂曲超時仍舊奪冠的自我堅定;面對他人宗教信仰時,在鏡頭外多次對著導
演表述:「如果我要相信,哪怕是十年後,是我自己找到了我就信。」以及在同儕歡愉自
豪慶祝比賽勝利時,多次移出群體無法認同「非為了音樂而音樂」的成就。對於音樂本質
的信念,形塑了他種種自外於體制價值的異類狀態,小小的生命裡困著伶仃的自己,不妥
協亦不退卻。
以紀錄片叩問社會現實
在導演預料外,《音樂人生KJ》在香港當地拓展出自己生存與持續加場的現狀,除了音樂
背景觀眾的捧場之外,探底原因在於導演並未預先設想一個完整故事而去做影像的編排,
而是由黃家正決定揭露他音樂生命被看見的面向,像是在面對導演偶然提問下多次回覆的
:「你要我說嗎?」暗示的是黃家正本身對整個影像內容呈現的自我詢問與決定。張經緯
表示:「在家正的這個片子裡面,很多時候是這個孩子安排你要拍攝什麼。所以他說:『
你要我說嗎?』是他在考慮他自己要說,還是問我是不是真的要,這是很奇怪的狀態。」
對張經緯來說,紀錄片並非是挑過或引導人物說話內容而成的完構,當導演不去作預設立
場時,通常鏡頭記錄下的除了對象的真實狀態外,更會顯現出價值觀的差異。
另一方面,在挑選紀錄片對象時,張經緯則表示,紀錄片並不是一種「展覽」。他經常得
自我詢問是否真心認同被拍攝的對象,「不一定要喜歡,但起碼我要有正面的認同。坦白
講,如果我要拍攝一部好賣的片子,我也許可以找另一個在香港挺有名氣的女孩子,贏了
歐洲什麼音樂大賽。...如果說我不認同我還拍妳,那妳一定會不高興。...但最終我還是
要回到拍紀錄片的責任,就得平衡地好一點。...像家正在想音樂家跟演奏家的不同,這
是一個我認同的看法,是最本質的問題。那我們人幹嘛?每天拍電影幹嘛?我是不是追求
一億的票房?那我當導演幹嘛?」
由此向下,如同黃家正持續自我探問音樂與生命的本質,張經緯在訪談過程中,亦堅硬地
陳述他信念當中紀錄片的核心價值:「讓紀錄片帶回去社會裡面!」對於張經緯而言,倘
若今天以歐洲或者菁英式的電影語言去拍攝農民的紀錄片,將無法真正促成社會上對紀錄
片議題的關注與討論,「並不是說我們有很大的使命感要去改變社會......但起碼大學生
看得懂,或者社工看得懂,就有一個社會價值。他不一定要認為張經緯說的對,但它可以
帶動討論。」如同他上一部記錄貧民生活的《歌舞昇平》,在香港貧窮社區天水圍播放、
激起居民的評論與理解時,對張經緯來說,「我非常高興。他們不一定會有反思,但他們
看見他們的生活,並且有興趣去看。」對他來說,影評家的口沫飛散與對電影藝術價值的
加持,並不屬於電影觀眾,真正被看見以及理解才是真正拍電影的意旨所在。如同黃家正
將音樂作為自我與他人溝通媒介的思索探究,張經緯在面對紀錄片時,將觀眾置為最核心
、首要的溝通對象。銀幕上的黃家正,似乎化身為隱藏在攝影機後的張經緯,替著他的口
,說出對電影價值的信仰,也表述了文化生工作者的謙遜與自我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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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週報 復刊574期
http://pots.tw/node/3162
文/陳韋臻
在香港戲院上映的眾多商業片中,紀錄片《音樂人生KJ》於沒有資金宣傳的情況下,以一
名習樂少年為拍攝題材默默站上舞台,從國際電影節的放映打出名聲,開始受電影院之邀
成為院線片的一員,口耳相傳與網路宣傳之下,累積迄今總共上演63場,成為香港電影圈
中奇異的存在。奇異的原因在於,香港電影觀眾並不習慣於紀錄片,或者引用導演張經緯
的話:「香港對於紀錄片是一點都不理解的,在香港上院線簡直是不可能的,香港經常看
的是專題片,或者大陸叫欄目,就是電視上的時事,是有voice over的,在香港觀眾來說
,這個就是紀錄片。」倘若香港觀眾對於紀錄片的接受理解如此,那麼《音樂人生KJ》每
天賣出80到100張的票,要看片還得在一個月以前先預購票,究竟是以什麼特質打破香港
類型電影習慣的藩籬?
音樂‧人生,以及其他
張經緯的新作品《音樂人生KJ》,可以被詮釋為幾組關聯:「音樂/人生」、「音樂,人
生」或者「音樂人生」。原因在於張經緯不只記錄音樂,更從音樂去看見生命的追尋歷程
。張經緯鏡頭下的主角黃家正(KJ為其英文名縮寫),分別以11歲及17歲的樣貌示人,從
一名獲得「香港校際音樂節」鋼琴組大獎並遠赴捷克與管弦樂團合作演出鋼琴協奏曲的所
謂「音樂神童」,轉赴為香港名校拔萃書院之生。全片幾乎環繞著所有黃家正的音樂生活
(或者更明確地說,作為一名自小背負父親高深期待的習樂孩童,生活是與音樂徹底綁在
一起無縫脫逃的),練琴、上課、表演、比賽,諸如此類的在一般人眼底的貴族學生,實
際上在所有鏡頭剪接之下,透露出了在音樂之內與之外的寂寞和創痛。倘若我們都相信,
音樂的確具有療癒眾人的功能,在此之前,演奏者必須面對的所有一切都在其自身與音樂
關聯的思考摸索,與對週遭音樂體制的衝撞和抗衡。
或許正是導演自己也曾浸沒於音樂十幾個年頭才轉入哲學、乃至於電影的經驗,在拍攝黃
家正的故事時,張經緯並未將其處理為一名天才少年的神話形象;相對地,他更多是將攝
影機擺著,讓鏡頭底下的人物真正且主動地表述,並由此傳遞出黃家正在光芒背後不為人
所理解接納的堅持,以及由之而來的孤絕狀態。黃家正在11歲,凝視著大過他的小臉的雙
手,逕自對著機器說:「為什麼我這隻手會彈琴?」「為何會有人?」「很多人不快樂。
」「世界不完美。」「(人)不過一死。死掉就完美。」「世人都懂音樂就完美。沒戰爭
。」這些問題如此本質以致於恐怕曾經困擾過每個孩童;17歲的黃家正,再次面對鏡頭,
批判起他的父親,談起人性、信仰。也許這透露了黃家正天生對於鏡頭的意識與操作本能
,但另一方面揭露的是,他在生活中的不被理解以致於如此渴望表述。導演說:「就像我
拍電影,被理解時是會有快感的。...每個人都有希望被理解、以及希望理解的需要。」
當音樂作為一種與他人的隔離、同時又擔負著溝通的功用時,黃家正的生命恐怕是彆扭地
如此美麗又讓人為之心疼,從思考音樂與完美的孩童,歷經家庭劇變,成長為一名看似睥
睨萬物的少年,他翹課、在同學眼中恃才傲物又狂妄自崇、逃離由父親而來的價值體系,
挑焠出身而為人的信念。面對著自幼崇拜的羅老師時,踩著屬於自己唯一可信的步伐:在
指揮帶團比賽樂曲超時仍舊奪冠的自我堅定;面對他人宗教信仰時,在鏡頭外多次對著導
演表述:「如果我要相信,哪怕是十年後,是我自己找到了我就信。」以及在同儕歡愉自
豪慶祝比賽勝利時,多次移出群體無法認同「非為了音樂而音樂」的成就。對於音樂本質
的信念,形塑了他種種自外於體制價值的異類狀態,小小的生命裡困著伶仃的自己,不妥
協亦不退卻。
以紀錄片叩問社會現實
在導演預料外,《音樂人生KJ》在香港當地拓展出自己生存與持續加場的現狀,除了音樂
背景觀眾的捧場之外,探底原因在於導演並未預先設想一個完整故事而去做影像的編排,
而是由黃家正決定揭露他音樂生命被看見的面向,像是在面對導演偶然提問下多次回覆的
:「你要我說嗎?」暗示的是黃家正本身對整個影像內容呈現的自我詢問與決定。張經緯
表示:「在家正的這個片子裡面,很多時候是這個孩子安排你要拍攝什麼。所以他說:『
你要我說嗎?』是他在考慮他自己要說,還是問我是不是真的要,這是很奇怪的狀態。」
對張經緯來說,紀錄片並非是挑過或引導人物說話內容而成的完構,當導演不去作預設立
場時,通常鏡頭記錄下的除了對象的真實狀態外,更會顯現出價值觀的差異。
另一方面,在挑選紀錄片對象時,張經緯則表示,紀錄片並不是一種「展覽」。他經常得
自我詢問是否真心認同被拍攝的對象,「不一定要喜歡,但起碼我要有正面的認同。坦白
講,如果我要拍攝一部好賣的片子,我也許可以找另一個在香港挺有名氣的女孩子,贏了
歐洲什麼音樂大賽。...如果說我不認同我還拍妳,那妳一定會不高興。...但最終我還是
要回到拍紀錄片的責任,就得平衡地好一點。...像家正在想音樂家跟演奏家的不同,這
是一個我認同的看法,是最本質的問題。那我們人幹嘛?每天拍電影幹嘛?我是不是追求
一億的票房?那我當導演幹嘛?」
由此向下,如同黃家正持續自我探問音樂與生命的本質,張經緯在訪談過程中,亦堅硬地
陳述他信念當中紀錄片的核心價值:「讓紀錄片帶回去社會裡面!」對於張經緯而言,倘
若今天以歐洲或者菁英式的電影語言去拍攝農民的紀錄片,將無法真正促成社會上對紀錄
片議題的關注與討論,「並不是說我們有很大的使命感要去改變社會......但起碼大學生
看得懂,或者社工看得懂,就有一個社會價值。他不一定要認為張經緯說的對,但它可以
帶動討論。」如同他上一部記錄貧民生活的《歌舞昇平》,在香港貧窮社區天水圍播放、
激起居民的評論與理解時,對張經緯來說,「我非常高興。他們不一定會有反思,但他們
看見他們的生活,並且有興趣去看。」對他來說,影評家的口沫飛散與對電影藝術價值的
加持,並不屬於電影觀眾,真正被看見以及理解才是真正拍電影的意旨所在。如同黃家正
將音樂作為自我與他人溝通媒介的思索探究,張經緯在面對紀錄片時,將觀眾置為最核心
、首要的溝通對象。銀幕上的黃家正,似乎化身為隱藏在攝影機後的張經緯,替著他的口
,說出對電影價值的信仰,也表述了文化生工作者的謙遜與自我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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