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預言與曙光 - 電影

《十年》：為時未晚的預言與香港電影再起浪潮之曙光

原文刊登網址：http://www.movier.tw/post.php?SID=102977

今年在香港電影節造成討論熱潮的《十年》終於也將在台放映。這部榮獲香港金像獎、由
五位新銳導演和拍的短片組合，不僅直接或間接地道出年輕一代對香港未來的擔憂，也反
映出這群新晉導演無論是在題材選擇或是表現手法上的大膽與新穎氣息。

【十年以後】

《浮瓜》戲裡戲外

郭臻的《浮瓜》諷刺香港建制派（親北京派）為了配合通過國安法，找來黑社會小混混聯
手在慶祝五一勞動節的一所小學裡製造槍擊案。一群高官在樓上的教室裡商討，究竟該射
殺哪位議員造成的恐慌較大，比較有利於通過國安法；而樓下的課室裡，兩名被雇用的小
混混正在對這場射殺戲碼做總彩排。年紀較輕的小混混Peter（陳彼得 飾演）對於槍擊感
到猶豫，同伙長毛不忍，便提議改由他來做槍手，過後再從自己的酬勞裡分一點錢給Pete
r。兩個小混混進也不是退也不得，長毛無奈地說起從前——在香港，他做哪一行就倒哪
一行，還是黑社會最有保障。話說到這關頭，老大進來了，說是上面的人交代兩個議員都
要射。他遞來兩支槍。長毛和Peter沒得選。

兩位議員就位，兩名混混上戲，喬裝成工友拿著槍衝出去。議員沒傷到，受驚的群眾四散
，槍響了幾聲卻是Peter和長毛倒在地上。當日晚間的媒體報導，講的是南亞裔的槍手對
議員心懷仇恨欲充當烈士，但警方訓練有素地當場制伏歹徒，議員送往醫院，身體無大礙
。國安法通過。謀劃槍殺的高官們功成身退地神隱了，把族群的分化留交給仇恨——演員
們是下戲了，但戲還沒散。沒那麼容易。

▲《浮瓜》劇照

導演郭臻在《浮瓜》裡以黑色幽默、視覺上帶點Film noir的手筆，呈現香港親共高官利
用媒體傳播、族群歧視以及對恐怖份子敏感等因素，實行出賣人民的陰謀。劇中的的Pete
r應是自東南亞移民至香港，在香港屬於少數民族——雖說是少數民族，他們卻也是社會
上一股不應被忽視的族群。基於促進族群平等的考量，香港在2008年通過《種族歧視條例
草案》以維護少數民族之權益，然近年來香港的東南亞難民數與犯罪率上升，難免社會形
象大打折扣，造成偏見。《浮瓜》中令人無法忍受之處，在於理當安定人心的官員竟然利
用民眾的恐懼心理和偏見達成私欲，精心謀策下將香港納入中共國安法範圍內，犧牲無辜
生命。Peter和長毛加入黑社會也是出於無奈，為了維持生計只好連槍擊這種事情也執行
——這又是另一番對社會、對國家的無聲指控。


《冬蟬》之 夏蟲不可語於冰

香港樓起樓塌。黃靜（黃靜 飾演）與劉浩之（劉浩之 飾演）偷渡出拆遷房屋的片瓦礪石
，保存在標本箱內。兩人應是深居簡出，在老式的舊公寓裡鎮日悉心處理時代的殘留物，
彷彿一種悼念的儀式。在黃靜的夢裡，她兀自漂游在早已被拆遷的破損的建築內，逡巡著
、像是死亡多年的遊魂。怎麼不是遊魂呢？她與浩之從天台望過去，對面矗立的摩天大樓
扶搖直上，現代的、嶄新的、時髦的，宣告著她與浩之的過時——他們儼然成為了新時代
的前世。但究竟誰才是標本而誰又是活體？他們只是懷舊，抑或是必然地去擁抱一座城、
一個時代的歷史？浩之懇求黃靜將他製成標本加以保存，黃靜依言而行，讓浩之漸漸從身
體內部開始硬化，將他蓋成另一座死城。香港樓起樓塌，在所有的舊建築被拆遷以後，倒
下的會是人嗎？

▲《冬蟬》劇照

黃飛鵬的《冬蟬》是五部短片中最隱晦的作品，卻十分具有文學之美。香港地狹人稠，大
角嘴填海造地開發新商機，但舊區房屋問題遲遲未解決，收購與重建計劃礙於現實因素窒
礙難行，而且尚有環保團體高呼維持土地原貌——人與土地、土地與文化、文化與人三者
之間一旦無法平衡，人就容易在認知上崩解，容易感到空虛、與現實脫節。《冬蟬》中的
黃靜與劉浩之近乎某種偏執似的把物品製成標本——海報、工地手套、牆壁碎片等等，他
們是在與保育房屋做最後的掙扎。導演黃飛鵬在音效使用上經常與畫面錯位，出現不應存
在於現場的工地施工聲。施工的聲音既是舊屋的拆除，也是新樓的落成，但是在這打掉重
建的過程中，有些事物卻是永遠也蓋不回來了。


《方言》的流離失所

阿漢（梁健平 飾演）是一位不會說普通話的計程車司機，然而現在香港唯一認可的官方
語言卻只有普通話。阿漢再也不能去機場或碼頭載客，因為在管制之下，只有經過認證的
、能說普通話的計程車司機能夠入境。錢賺不到是很惱人沒錯，但聽不懂兒子說的話才更
令人沮喪，現在連在學校也全力促進普通話的普及——要和中國接軌，首要的就是語言。
阿漢計程車窗上貼的「非普」標誌將他隔離在外，現在是機場碼頭，會不會在將來的某一
天，香港再也沒有廣東話的容身之處？阿漢和他的車還能去哪裡呢？

▲《方言》劇照

粵語，又稱為廣東話、香港話，是一種融合了許多英語與外來詞彙的語言，展現出香港吸
收東西文化薈萃的多元特色，然而在歐文傑導演的《方言》中，普遍被使用的廣東話在十
年後被普通話取代，造成阿漢與兒子、乘客甚至是GPS導航之間的代溝。語言的式微就是
語言消亡的開端，也是隔閡之始，《方言》呈現出一個令人憂心、不無可能的將來——假
設普通話真的成為官方唯一認可語言，將會有一批人失去謀生的能力，更別說與下一代共
享天倫之樂。《方言》是五部作品中較為輕鬆且貼近生活的短篇，縱然說的都是些計程車
司機的生活小事，甚至看起來有點滑稽可笑（原來十年後貝克漢的經典球衣款還是挺夯的
！），但在這些揣想的背後，卻是導演歐文傑對香港未來的想像與擔憂。


無言以對《自焚者》

凌晨時分，英國領事館前發生民眾縱火自焚的案件。自焚者身份仍未證實，但據推測，自
焚者應該是與上週過世的港獨學生領袖歐陽健峰（吳肇修 飾演）立場一致，為了表示支
持遂以自焚抗議。去世時年僅二十一歲的歐陽健峰，因為觸犯基本法23條（香港特別行政
區應自行立法禁止港獨分裂勢力與外國勢力聯繫，並禁止港獨勢力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入獄，最後因絕食抗議不治身亡。不少學者、作者、學生、社運領袖在受訪影片中都表
示對港獨的支持，也反對北京中央的高壓手段，但也有親共議員對香港企圖爭取獨立感到
不屑。歐陽健峰認為香港要爭取獨立，勢必得以流血為代價，縱使過程困難重重、不被諒
解，也一再遭遇阻礙，但支持他走下去的並非絕望或仇恨，而是希望。

至於那位自焚者，原是一位年邁的老太太，她目睹年輕一輩爭取港獨的經過，眼見警察以
暴力手段制服手無寸鐵的學生，卻也只能潸然淚下。後來在那日清晨便拄著拐杖、拖著油
瓶，來到領事館前自焚，化成一地無聲的油脂。

▲《自焚者》劇照

煽動力十足的《自焚者》，以仿造紀錄片的形式，預示了一段香港爭取獨立的未來。其中
武裝警察以催淚瓦斯鎮壓學生的場面，呼應著如今彷彿仍歷歷在目的雨傘革命，讓觀眾看
得驚心怵目、忿忿不平。導演周冠威將訪談中把家國大事說得頭頭是道的學者與議員，對
比上沒有任何一句台詞的年邁自焚者，突顯出後者沈默但堅定的決心以及無所畏懼的勇氣
；其餘被港獨運動影響生活的百姓，在周冠威導演的描繪下顯現出「只問眼前事」的心態
，因為害怕威脅和打壓，變得失去爭取希望的勇氣。劇中的學生領袖歐陽健峰，固然面臨
港獨前景不樂觀以及不被理解的雙重夾擊，仍是走上追尋理想的道路，無怨無悔。《自焚
者》中另一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於劇中港人對原本殖民母國英國的態度：在香港爭取獨立的
前提之下，英國應該持什麼樣的立場？港中英三方的複雜關係如何解套，或許又會是香港
爭取獨立過程中的另一難題。


孕育《本地蛋》

雜貨店老闆阿森（廖啟智 飾演）從開設本地養雞場的友人手中拿到最後一批「本地蛋」
，沒料到阿森的兒子阿明在課後參加的「少年軍」竟然說店內的「本地蛋」屬違禁品，只
因「本地」兩字不被承認。阿森看著阿明懵懵懂懂地執行上級頒發的命令，剷除任何帶有
香港本土意識的產品，覺得十分擔憂。「無論如何，不要人云亦云，要思考，知道嗎？」
阿森語重心長地對著兒子說。「知道。」毛頭小子平日裡看起來漫不經心，但心底倒也明
白。漫畫店要被「少年軍」砸，也是阿明事先通風報信給店長，要店長先拉下鐵門避一避
。阿森護著阿明手中沒有砸出去的雞蛋，和店長三個人一起走到密藏的書庫——店長把所
有禁書都藏在這裡了。阿明選了一本漫畫，兀自坐在矮桌上看了起來。「連叮噹也禁，傻
了嗎？」書庫昏黃的燈光下，悄悄地，一隻幼雛正在滋長。

▲《本地蛋》劇照

末篇《本地蛋》震撼力與情緒渲染固然不及《自焚者》強烈，放在全片的最後卻恰好延續
了《自焚者》微弱的希望之火。導演伍嘉良風格穩重溫暖，以「本地蛋」象徵充滿希望的
下一代，脆弱但將會有茁壯成長的一天。故事中的小小「少年軍」身著綴有紅色布條的軍
衣，彷彿文革時期紅衛兵的縮小版，顯擺的神氣和官架子也一模一樣，頓時讓觀眾啼笑皆
非，也憂心未來可能出現的洗腦教育，將會扼殺更年輕一代的思想自由。幸好阿明就像阿
森懷裡護著的那盒雞蛋一樣，沒有被糟蹋。阿明就是那顆本地蛋。


【香港電影 浪潮再起？】

近十年來由於大陸電影配額限制的實施，不少港產片為了能進軍更大市場而妥協，以中港
合拍片的資格省去被納入配額電影的範圍。然而擁有大陸這一廣大市場的同時，也代表必
須配合大陸的電檢制度——電影的首要任務是替「黨和人民做宣傳」，娛樂才是其次。大
陸電影的檢查制度，無疑地是在扼殺電影的多元性，然而考慮到現實層面的資金用度，大
概很難向幾億人口的市場說不。這當然是一艱難的考驗：到底該伸手要錢要市場，還是忠
於本身的意志來完成一部電影？港產片有他自己的味道，中港合拍鉅片亦無不妥，一切並
無對錯，只是選擇。

然而《十年》出現了，這部作品褪去以往港產片講述政治時慣用的隱喻，近乎直白地指陳
香港民主與人權等敏感議題。五位導演不僅在題材選擇上十分大膽，就連影像都能讓觀眾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十年》固然在表現上沒有其他香港前輩導演沈穩熟練，卻是
年輕的，有他們自己的風骨以及「講自己想說的話」的擔當。另一方面，《十年》以相對
低得多的拍攝成本，沒有其他高科技技術支撐、亦非賣座片，卻能獲得最佳影片之獎項，
或許也說明了在這個流行砸重本、砸技術去做電影的時代，還是有人有能力在資源有限的
情形下，說好一個故事也說一個好故事。《十年》不僅是一部政治預言書，也可能在香港
電影史上開啟另一個新的章節。《十年》之後，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