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也需要自己的「華氏九一一」---新新聞社論 - 紀錄片

美國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所拍攝的「華氏九一一」，迄今上片四周，創下票房九千四百萬
美元的紀錄，相當於已有一千兩百萬人次看過這部影片。它所造成的動員效果，已使得共
和黨為之大感驚懼，甚至已有論者指出，若布希連任失敗，一大部分的原因將是這部影片
。

因此，我們要如何來看待這部影片呢？它的成功，對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樣的啟示意義？
而最合理的解釋是，這部影片乃是全球反對政治的新起點。在這個民主已經疲軟、傳統的
工會組織、國會制衡，以及媒體監督等功能都已快速淪喪的此刻，群眾性的反對政治已必
須要有新的動員媒介，也必須要有講出和官方完全不同故事的能力。而「華氏九一一」即
是這些方面的開路先鋒，如果說一九六○年代的搖滾音樂在初起之時，發揮了「社會立法
」的反對角色，那麼這部影片即預卜了新的群眾性反對政治的可能。

民主困境下反對政治新出路

而在談到這部影片之前，我們首先必須回顧當今民主政治的困境。在西方，從一九八○年
代開始，乃是傳統民主理論和民主機制快速退化的階段：

在政黨政治上，「政黨趨同」的現象已日益明顯，這意謂著許多民間的聲音根本不可能進
入政治的議程表內。

而在媒體政治上，則是它的市場化趨勢加速、媒體不再是「報導應報導的新聞」，而是「
報導特定市場讀者要看的新聞」。這意謂著媒體「第四權」的角色早已消失，過去那種媒
體挖掘弊案、衝撞政府的勇氣已難再現。這是媒體的消費品化，它不再是時代的前鋒。

而在群眾政治上，由於普遍性的群眾轉趨對政治冷漠，投票率降低，好戰右派中產階級勢
力遂取得了比他們實力大了許多倍的影響力。他們創造出了一種「政治正確」，使得保守
政黨的聲勢更漲。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多的不滿，再大的群眾示威，都很難動彈政策的轉
變。就以「九一一」之後的侵略好戰而論，英美甚或歐洲超過千萬人次的各種大示威又影
響了什麼？這也就是說，一種「相應不理」的政治早已成了常態。古典政治理論認為「民
主政治是一種有反應的政治」，這樣的前提也告瓦解。

至於更關鍵的，則是由於統治者知道民意如流水和民意可操弄，於是，一種新的操弄政治
日益當道。統治者無所忌憚地說謊、挑撥，玩著各式各樣的口水遊戲，再大的弊端會因此
而在糾纏中變得是非混淆；再怎麼嚴重的問題，也可以在操縱下很快地就被人遺忘。

說出真相就是最大的激進

而「九一一」之後的美國情勢即是證明。布希政府就可以藉此煽動群眾，製造出假證據而
肆行侵略；它可以藉著愛國的理由，而加強對內箝制；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作所為，
在過去必然招致群眾與媒體的反感，而到了今天則祇有很小的反對聲浪。英國反戰的民意
高達八成，布萊爾卻敢於不加理會；美國的虐囚案鬧到如此天怒人怨，布希仍然屹立不搖
，這都顯示出民主政治已疲軟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因此，在民主政治已變成了一切都無動於衷，也不再有是非對錯，祇維繫著它形式上的選
舉、民主內容則被一點點侵蝕殆盡的此刻，當然也表示一種新的、具有號召力的反對政治
已到了必須出現的時候。

而麥可摩爾的「華氏九一一」就是因緣際會下，搭上人心趨向的新反對政治列車。在他去
年宣稱要拍攝「九一一」影片時，最先的重點祇是狹義地以該事件為重點，人們也未對它
抱有多大的期望。但隨著拍攝工作的開始，工作人員在訪談、蒐證、尋找畫面資料，以及
閱讀各類訊息裡，卻發現有太多東西被目前這個已疲軟的民主機制所篩選掉了。於是，拍
攝的主題擴大，他請到了許多新型態的反對政治理論家、律師、影像專家，甚至還有計量
統計的專家進入團隊之中，最後的完成品，即是一部完全根據反對政治觀點而拍攝的影片
。馬克思有句名言：「什麼叫做激進？說出真實就是最大的激進！」而「華氏九一一」就
是一部最激進的影片。

反對政治的大動員

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的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遂讚譽說，這部影片做了獨
立媒體該做而未做的事；這部影片是一次反對政治的大動員，藉著這樣的動員，說出了一
個人們不知道的真正的「九一一」故事。布希家族的政商勾結、布希的貪婪無能、美國的
「九一一」反應，都是電影的主題。它尖銳、深刻，但請放心，在對手請了一堆律師來找
漏洞、準備透過司法來阻止它上演的過程中，硬是沒有被找到法律上的破洞。

因此，「華氏九一一」的成功，已證明了下面幾個要點：

其一，在這個民主已在不斷操弄下疲軟、而是非對錯也日益混淆的時代，新的反對政治已
必須比統治者更努力地去蒐證、去研究，俾講出一個和他們完全不同的故事。「講一個完
全不同的故事」，已成了反對政治的最大挑戰。它是能力的考驗，是想像與願景的呈現。
無論政黨或個人，如果講不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那就最好趕快走下政治的舞台，
免得丟人現眼。

其二，它也顯示出，民主政治的疲軟，主因在於體制的被馴服，因此，新的反對政治已不
可能在既有的政黨、工會、媒體結構下出現，它不能在小眾的地盤上宣洩，因為宣洩不是
群眾運動，也激不起群眾的覺醒。新的反對運動要有創意力，去尋找新的媒介、新的表現
與動員方式。麥可摩爾找到的是合法的電影，當年美國青年找到的是地下化的民歌與搖滾
樂。祇有在群眾裡走出來，新的反對政治和反對運動才有可能。

台灣也要講出不同政治故事

也正基於同理，此刻的台灣也到了必須全面重新思考新反對政治和反對運動的時候了。在
體制已變成大泥淖的此刻，新的運動已不可能從泥淖中出現，也毋需在泥淖中浪費精力。
走出泥淖，透過恰當的表現方式，講一個完全不同的台灣政治的故事，乃是台灣政治不讓
人絕望的唯一還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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