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體想像的囚籠裡，以人性逃脫──新加坡赤店劇場《同輩》 - 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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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美妤


橫直交錯的鐵欄杆圍起窄小的空間，棺材般的床是她日夜漂流的船隻。
女人絮絮叨叨地反覆說著她對男人的愛，一旁的男孩用力刷洗衣物。
一對被遺棄的母子，一個無可逃脫對方存在的空間，母親對前夫轉移到
兒子身上的複雜情慾和兒子的同性情慾互相拉扯。

來自新加坡的「赤店當代劇場」在今年台北藝穗節首度來台演出，
這齣2008年的劇碼《同輩》直接逼問在社會與道德的規範內，
被囚錮的原始人性。隔著電話，在新加坡的導演蔡兩俊談起戲的背景
──太過安逸的新加坡社會。「這裡缺乏生命力。」蔡兩俊說，
「這個年輕的國家治安嚴謹，像媽媽過於保護孩子，無形中給了太多
壓力、太多束縛，他不是不讓孩子自由，而是為他好，這個『為他好』
的概念、這個想像，通常都會變質。」由國家對人民的過度保護，延伸
進家庭的想像、人性在體制中的掙扎，《同輩》如此映射新加坡社會的
集體想像。


國家概念下的人

如果「國家」是一個共同體，人民對它有歸屬感與認同，那這份歸屬感從何而來？
今年才舉行第45屆國慶的新加坡，400萬人民在這個年輕的國家政府庇護下，
過著經濟繁榮、衣食無缺、城市景觀完善的日子。蔡兩俊認為，那是一種想像，
共同的想像造成歸屬感，但它終究是一個想像。當我們認定了國家的概念由想像而來，
就容易從這個想像中掙脫了──國家這個體制，究竟把人侷限到哪個程度？它不只是
政府的種種措施，更是一種價值觀的設立模式，意即道德的規範也同樣是這個集體想像
的一部分。然而人性沒這麼簡單，人性的可能，永遠是超越道德的。

《同輩》劇本送新加坡政府媒體發展局審核時，幾乎處處都被貼上標籤紙指出
「有問題」，但蔡兩俊不願放棄他想呈現的事情，於是以協商的方式去說服官員。
「商量很久，哪裡要改啊...它讓我感覺到新加坡的社會發展到哪個點。」
他以爭取而非修改的方式，保住「做一個人性的東西」的初衷。在言論自由的新加坡
，審核制度卻仍一定程度的鉗制文化藝術的發展，我幾乎所有待過新加坡的朋友都說
那是個「整潔卻無聊」的地方，蔡兩俊說，新加坡一切都很好，漂亮、治安好、政治
穩定、網路開放，簡直是個烏托邦。但現實中怎麼會有烏托邦存在？他以「權威但不
強硬、柔中帶剛、不知不覺」形容新加坡的政治社會氛圍，人民在安逸中失去了詰問
的能力，因為不需要輿論。他提起新加坡已故國寶劇作家郭寶崑的作品《鄭和的後代》
，「他有個閹割的概念，就是你看我們長大，然後生活多好，在不知不覺中有了被閹割
的感覺，是文化上、思想上的閹割。不知不覺消失掉，最後這個社會就少了生命力。」
年輕人跟著時尚洪流遊盪，沒有動力去創造，表演也失去張力。

沒有生命力，怎麼會有小劇場？蔡兩俊說，新加坡不是沒有劇場，
但商業劇場大行其道，人們慣於付二十五元新幣走進戲院，一個大主題
、一個公式，笑笑就好，什麼也不必想的隔天再去上班。「我們的劇場
不會推動觀眾去做一些事情。在外國年輕人可能看到戲之後熱血澎湃，
跑去做些事甚至跑去革命，但新加坡不是，沒有這樣的推動力。」而逸於
商業劇場之外，顛覆、直接、更著重探問人性與議題的小劇場，需要的是
強烈的能量，更需要觀眾參與其中。這樣的創作，在新加坡社會裡面臨發
展的困境。

蔡兩俊對劇場的概念是「私密」的。然而在新加坡社會，不只體制的束縛，
宗教和影響華人族群甚深的儒家觀念依舊宰治了價值觀，當「公」的社會道德想像
在「私」的領域裡畫出界線時，自然就束縛了劇場，或更廣義的說，藝術。
蔡兩俊認為這不是政府的責任，而是人在體制裡要怎麼保有生命力？
最後做決定的仍是人的舉動。蔡兩俊說，在馬來西亞，因為政府管制的效率較差，
劇場工作者時常以打游擊的方式「做了再說」，但在效率極佳的新加坡政府下，
空間就相對小了。


弱勢同志與家庭

一言蔽之，《同輩》談的是同性戀兒子，與佔有慾強得超出母愛的母親之間的拉扯。
回歸到創作本源上，是蔡兩俊對弱勢同志族群的關注。「在新加坡看同志的戲都很
快樂啊，很中產階級。不用我們為他們發聲，他們生活都很好！」主流同志不是他
認為小劇場需要關注的族群，因此蔡兩俊思考：單親家庭的同志怎麼辦？
每天為生活忙碌的同志怎麼辦？他們的感情往哪裡擺？
「另一個我想寫的是外勞，外勞同志要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主流以外的人就是我要做的。」

特意把同志議題放在「家庭」的框架下書寫，還是一個與母親有著亂倫情慾
的單親家庭，是為了彰顯人性的衝突。「它可能大逆不道、傷風敗俗，但是
可能有的。所以我就想把這個東西擺進來。」蔡兩俊如此看待戲中母親的情慾。
華人社會強調家庭價值，然而家庭必然是好的嗎？如果兒子長得像父親，
依然愛戀著前夫的母親難道不會將情慾投射到兒子身上？但蔡兩俊更進一步的
把角色困進一個「不可能」的牢籠中：那兒子是同性戀的話呢？「在想像中，
同性戀不可能和女性有任何關係，但生理上，不是不可能。然而你的想像已經
控制了你的身體，所以你覺得不可能。想像的東西再延伸，為什麼他不會做這些事情？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就很有趣。」蔡兩俊笑說，「他們都說我是個很壞的人，
我就把角色全都綁死，像放進一個高壓鍋一樣，把你們擠進去看會有什麼東西出現。
被困死在裡面，由內而外的爆發力，看會有什麼。」

《同輩》在新加坡演出時，以一個窄小的排練場作為空間，架起鐵網，
逼觀眾在鐵網中既入侵又被迫凝視這對母子的生活場景。蔡兩俊說，
人皆有偷窺慾，這樣的觀戲使人滿足了偷窺慾，「感覺爽，然後開始貼標籤。
但這不是道不道德的問題，只是好奇，好奇是中性的，應當沒有好壞。」
在這個鐵網囚籠中生活，其實如同我們每個人面對自己的想像牢獄一般，
我們的國家概念、政治概念、道德概念，也是在在束縛著各自生活的各種想像的堆疊，
我們的行為，我們的價值觀，真的是原先就應該長成這種形狀嗎？
最原初的人性裡根本不摻有想像的作用，然而這個牢籠一旦介入，人性就在道德的
「正當性」思維裡變得曖昧可疑。

在台北，這齣戲演出的地點是再現劇團的空間，少了2008年空間的強烈壓迫感，
因此劇的內容也做了調整。蔡兩俊打算以其他方式讓《同輩》裡的壓迫感呈現，
譬如把觀眾拉近距離。在新加坡的社會脈絡下衝撞能量極高的《同輩》拉到小劇場創作
生命力相對高的台灣，赤店如何引起思考和共鳴，依然是值得觀察的一場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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