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寫實及新寫實主義看台灣的生育津貼問題 - 電影
By Quintina
at 2011-09-08T02:22
at 2011-09-08T02:22
Table of Contents
http://belaludwig.pixnet.net/blog/post/36130787
從《罪與罰》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任何讀過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重要作品的人,都不
得不佩服他對惡的問題思考及刻畫之深,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宗教大審判官〉一節,甚至是宗教哲
學中最喜歡引用的範例之一。那麼對於杜氏而言,問題究竟是否有解
?甚至對一般人而言,我們是否可能在宗教以外找到問題的解答?這
個問題對杜氏以及被他的作品所震撼到的讀者而言,是活著的時候最
深刻難解卻也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這個問題的張力在《罪與罰》的結局中達到最高峰。在結局中,
我們不知道殺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的主角究竟是否真的懺悔了;儘管
主角自己向女主角索取了福音書,但卻放在枕頭底下一次也沒翻開過
。他的腦海中只有浮現過這樣的想法:「難道她的信念現在就不能成
為我的信念?至少,她的感情,她的志向,......。」或許會使得主
角不願意翻開福音書的原因是:儘管罪和罪不能抵銷,因此放高利貸
的人並不代表她就死有餘辜;但放高利貸壓迫窮學生是真的難以讓人
忍受,正如台灣的高房價一般。
但主角腦海中的念頭,其實正是杜氏的思想核心之所在:既然活
著很痛苦是真的,那麼愛也是真的,情況就像不同的罪行無法抵銷那
樣。也因此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結局裡,杜氏提供了一個不是
解答的解答:他讓老三和小朋友們透過參加窮男孩的喪禮聚集在一起
,讓老三發表巨石旁的演說。無論是否受到聖經對小朋友的正面形象
描述影響,杜氏大抵自己也是個極熱愛小朋友的人,因此他不只在〈
宗教大審判官〉一節中,引用俄國當時有地主讓獵犬吃掉偷吃食物的
僕人的孩子的社會新聞,來指出如果有上帝,那麼為何會有無辜的小
孩遭受不合比例的虐殺這樣的罪惡存在;在結局中,他也讓小朋友們
宛如天使一般聚集在老三的身旁,讓老三稱呼這群小朋友為小鴿子們
,而讓演講以至於整個故事在小朋友的歡呼聲中結束。
從文學的寫實主義到電影的新寫實主義
而對於兒童意象的使用,也從文學上的寫實主義一路延續到電影
的新寫實主義,但是操作手法比較多都選擇以負面刻畫,即透過兒童
的受苦受難以凸顯出生活的艱困和不公平,這大抵和巨石旁的演說這
類的橋段因為篇幅太長而不適合放在電影上有關。其中最顯著的例子
為新寫實的名作《單車失竊記》其編劇Zavattini,他在這部作品中讓
小男孩Bruto和爸爸一起在義大利的街道上尋找失竊的腳踏車,試著轉
換成和當今社會相符的場景:爸爸只領最低薪資,但是賴以維生的機
車卻被偷了,因此爸爸只能帶著孩子四處尋找機車,否則根本無法工
作餬口;而在過程中肚子餓了只能勉強果腹和看著隔壁桌的大餐流口
水......情境的種種細節都讓Bruto在片中喊著爸爸時讓人感到心酸和
難過。
而Zavattini除了編劇以外,自己也有過同時編導的經驗。《城市
愛情故事》(L'amore in citta; Love in the City)是集結數位義
大利導演們所拍攝的同一主題短片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安
東尼奧尼(Antonioni)和費里尼(Fellini)的段落,而這部新寫實
主義的作品和當今的《巴黎我愛你》或是《紐約我愛你》風格大異其
趣,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在刻畫都市化後現實對愛情的摧殘,例如安東
尼奧尼就是以為了愛情而自殺為主題,而費里尼則是以婚友社為主題
。至於Zavattini的部分則取材當時義大利的真實社會案件:一位未婚
媽媽由於其身分導致失業而無力扶養他的兒子,因而在情急之下棄養
了他的兒子,但隨即反悔主動向安置他的兒子的教會聯絡,也因此遭
到逮捕判刑。而這段作品不但使用了當時的報紙,甚至演員就是當事
者本人,因此儘管擬真但卻極富爭議。但無論如何,這部作品都刻劃
出未婚媽媽往往會有的辛酸:自然未必總是公平的,例如性行為導致
懷孕,比較不負責任的男性會選擇一走了之,只留下女性一個人擔負
起所有的責任。而許多的社會現象正是環繞在此一兩性生理差異上所
建立起來的,例如華人傳統下的社會,父母對女兒的人身安全和交往
狀況,往往會比對兒子有更多的要求和約束;仔細追究其原因便可發
現上述的解答。然而更叫人不堪的是:這樣的悲劇其肇事者正是妻小
的父親/伴侶本人!
新寫實主義對台灣生育津貼政策的警示
可悲的是,當筆者觀賞完《城市愛情故事》後,隔天便看到重覆
此一悲劇的政策:「11縣市生育津貼 不給未婚媽媽」(連結請見:
http://tinyurl.com/3tqr53m)。試問:這樣的政策如果是一種懲罰
,那麼它真的懲罰到真正因為逃避責任而該懲罰的人了嗎?而且作為
一項社福政策,其目的是否在於透過社會既定而未加以反思的價值觀
,而對該價值觀所歧視的現象進行懲罰?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項社
會福利政策根本就不應該為了減少發放補助的數量,而對補助對象進
行未經審慎反思的價值判斷。更進一步地試問:如果政府不能審慎地
反思這些社會上不經思考而約定俗成的價值觀,那麼間接民主和直接
民主的差別究竟在哪裡?行使公權力的政府機關真的有發揮其專業以
盡其職責嗎?這不是一句「地方政府自籌財源,中央無法強制統一」
就可以帶過的,如果政府官員真正地體認到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因為
這樣的政策問題儘管和經費有關,但基於經費考量的結果卻是本末倒
置,而未能幫助到有些真正也需要獲得幫助的人。
當然,如果公僕不爭氣,人民作為公僕的主人便要發揮監督的力
量,千萬不要白白浪費了給僕人的薪水以及作為一個主人所應該享有
的權利;而這也是為何筆者雖然身為男性,但仍然寫了這篇文章,以
參與這項和筆者永遠扯不上關係的政策的討論和監督。但只有筆者一
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筆者也在此希望有更多看到這篇文章的人,
能夠持續關注此一議題而讓台灣社會變得更好!
--
從《罪與罰》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任何讀過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重要作品的人,都不
得不佩服他對惡的問題思考及刻畫之深,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宗教大審判官〉一節,甚至是宗教哲
學中最喜歡引用的範例之一。那麼對於杜氏而言,問題究竟是否有解
?甚至對一般人而言,我們是否可能在宗教以外找到問題的解答?這
個問題對杜氏以及被他的作品所震撼到的讀者而言,是活著的時候最
深刻難解卻也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這個問題的張力在《罪與罰》的結局中達到最高峰。在結局中,
我們不知道殺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的主角究竟是否真的懺悔了;儘管
主角自己向女主角索取了福音書,但卻放在枕頭底下一次也沒翻開過
。他的腦海中只有浮現過這樣的想法:「難道她的信念現在就不能成
為我的信念?至少,她的感情,她的志向,......。」或許會使得主
角不願意翻開福音書的原因是:儘管罪和罪不能抵銷,因此放高利貸
的人並不代表她就死有餘辜;但放高利貸壓迫窮學生是真的難以讓人
忍受,正如台灣的高房價一般。
但主角腦海中的念頭,其實正是杜氏的思想核心之所在:既然活
著很痛苦是真的,那麼愛也是真的,情況就像不同的罪行無法抵銷那
樣。也因此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結局裡,杜氏提供了一個不是
解答的解答:他讓老三和小朋友們透過參加窮男孩的喪禮聚集在一起
,讓老三發表巨石旁的演說。無論是否受到聖經對小朋友的正面形象
描述影響,杜氏大抵自己也是個極熱愛小朋友的人,因此他不只在〈
宗教大審判官〉一節中,引用俄國當時有地主讓獵犬吃掉偷吃食物的
僕人的孩子的社會新聞,來指出如果有上帝,那麼為何會有無辜的小
孩遭受不合比例的虐殺這樣的罪惡存在;在結局中,他也讓小朋友們
宛如天使一般聚集在老三的身旁,讓老三稱呼這群小朋友為小鴿子們
,而讓演講以至於整個故事在小朋友的歡呼聲中結束。
從文學的寫實主義到電影的新寫實主義
而對於兒童意象的使用,也從文學上的寫實主義一路延續到電影
的新寫實主義,但是操作手法比較多都選擇以負面刻畫,即透過兒童
的受苦受難以凸顯出生活的艱困和不公平,這大抵和巨石旁的演說這
類的橋段因為篇幅太長而不適合放在電影上有關。其中最顯著的例子
為新寫實的名作《單車失竊記》其編劇Zavattini,他在這部作品中讓
小男孩Bruto和爸爸一起在義大利的街道上尋找失竊的腳踏車,試著轉
換成和當今社會相符的場景:爸爸只領最低薪資,但是賴以維生的機
車卻被偷了,因此爸爸只能帶著孩子四處尋找機車,否則根本無法工
作餬口;而在過程中肚子餓了只能勉強果腹和看著隔壁桌的大餐流口
水......情境的種種細節都讓Bruto在片中喊著爸爸時讓人感到心酸和
難過。
而Zavattini除了編劇以外,自己也有過同時編導的經驗。《城市
愛情故事》(L'amore in citta; Love in the City)是集結數位義
大利導演們所拍攝的同一主題短片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安
東尼奧尼(Antonioni)和費里尼(Fellini)的段落,而這部新寫實
主義的作品和當今的《巴黎我愛你》或是《紐約我愛你》風格大異其
趣,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在刻畫都市化後現實對愛情的摧殘,例如安東
尼奧尼就是以為了愛情而自殺為主題,而費里尼則是以婚友社為主題
。至於Zavattini的部分則取材當時義大利的真實社會案件:一位未婚
媽媽由於其身分導致失業而無力扶養他的兒子,因而在情急之下棄養
了他的兒子,但隨即反悔主動向安置他的兒子的教會聯絡,也因此遭
到逮捕判刑。而這段作品不但使用了當時的報紙,甚至演員就是當事
者本人,因此儘管擬真但卻極富爭議。但無論如何,這部作品都刻劃
出未婚媽媽往往會有的辛酸:自然未必總是公平的,例如性行為導致
懷孕,比較不負責任的男性會選擇一走了之,只留下女性一個人擔負
起所有的責任。而許多的社會現象正是環繞在此一兩性生理差異上所
建立起來的,例如華人傳統下的社會,父母對女兒的人身安全和交往
狀況,往往會比對兒子有更多的要求和約束;仔細追究其原因便可發
現上述的解答。然而更叫人不堪的是:這樣的悲劇其肇事者正是妻小
的父親/伴侶本人!
新寫實主義對台灣生育津貼政策的警示
可悲的是,當筆者觀賞完《城市愛情故事》後,隔天便看到重覆
此一悲劇的政策:「11縣市生育津貼 不給未婚媽媽」(連結請見:
http://tinyurl.com/3tqr53m)。試問:這樣的政策如果是一種懲罰
,那麼它真的懲罰到真正因為逃避責任而該懲罰的人了嗎?而且作為
一項社福政策,其目的是否在於透過社會既定而未加以反思的價值觀
,而對該價值觀所歧視的現象進行懲罰?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項社
會福利政策根本就不應該為了減少發放補助的數量,而對補助對象進
行未經審慎反思的價值判斷。更進一步地試問:如果政府不能審慎地
反思這些社會上不經思考而約定俗成的價值觀,那麼間接民主和直接
民主的差別究竟在哪裡?行使公權力的政府機關真的有發揮其專業以
盡其職責嗎?這不是一句「地方政府自籌財源,中央無法強制統一」
就可以帶過的,如果政府官員真正地體認到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因為
這樣的政策問題儘管和經費有關,但基於經費考量的結果卻是本末倒
置,而未能幫助到有些真正也需要獲得幫助的人。
當然,如果公僕不爭氣,人民作為公僕的主人便要發揮監督的力
量,千萬不要白白浪費了給僕人的薪水以及作為一個主人所應該享有
的權利;而這也是為何筆者雖然身為男性,但仍然寫了這篇文章,以
參與這項和筆者永遠扯不上關係的政策的討論和監督。但只有筆者一
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筆者也在此希望有更多看到這篇文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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