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談 / 風櫃來的人 - 電影

《風櫃來的人》重映：「東方情調」已經淪為髒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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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蕭軼，實習記者談心怡（發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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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此篇文章作者為中國記者，刊載於中國北京《新京報》，
介紹對談人的內容涉及政治立場，請斟酌後再往下閱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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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無所事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從澎湖風櫃來到高雄，看白戲，賭博，逞勇鬥狠，
在成長中歷經苦悶與陣痛這是大導侯孝賢飛躍，轉型的里程碑之作 - 《風櫃來的人》
暌違 35 年後在台北修復重映。

2018 年 12 月 1 日，侯孝賢御用編劇，台灣女作家朱天文，
台灣資深影評人聞天祥來到台北光點華山電影館，同 35 年後的觀眾展開映後座談，
聊屬於《風櫃來的人》的獨家記憶。

除去關於侯孝賢電影的獨家記憶之外，朱天文當天還談起了新電影，
對《大象席地而坐》讚譽有加：

「今年最好看的當然是金馬獎最佳影片《大象席地而坐》。我覺得那實在是太好看了。」

11 月 13 日晚，第 55 屆金馬影展在台北西門町如火如荼地展開時，
眼尖的觀眾發現，侯孝賢出現在《大象席地而坐》的觀眾席後排。

朱天文透露，侯導看完也念念不忘，說非常感動，
比他們年輕的時候拍片更好，講起來就眼淚汪汪。

「他一開始說，這部片子的導演真是個百年不見的人才，
然後還發生這個（自殺的）事情。當然我說百年不見太誇張了，他又改口說二十年不見。
他只要想起來，就時不時地說這一部片子。」

提起去年的金馬獎，朱天文則盛讚《大佛普拉斯》：「超好看，非常好看的一部片子。」

朱天文和侯孝賢之間，有怎樣的合作回憶呢？
對於侯孝賢的電影，她又會有怎樣的看法呢？
在台北現場，新京報實習記者談心怡對這場對話進行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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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1956 年 8 月 24 日出生於中國台灣省台北市，
原籍山東省臨朐縣，中國台灣作家，編劇。

聞天祥，金馬獎執行長，曾被稱為台灣最年輕的「資深」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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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侯孝賢拍片「橫徵暴斂」


1982 年，26 歲的朱天文寫了《小畢的故事》，刊登在台灣《聯合報》上。
之後的一天，她接到了侯孝賢的電話，說想把這個小說改編成電影。
從此，她誤打誤撞，一腳踏進了電影圈。

討論劇本，他們在台北武昌街一段的明星咖啡館朱天文回憶：

「所謂討論劇本，就是你講你的故事，我講我的故事。
《冬冬的假期》是我的故事，《戀戀風塵》是吳念真的故事，
《童年往事》是侯導自己的故事。」

就這樣，一個個故事變成了一部部電影，朱天文與侯孝賢漫長而傳奇的合作也就此開始。

「三四十年來，我們被侯導折磨得很夠了。」

談起 1983 年《風櫃來的人》在台灣最初上映時的慘淡票房，朱天文戲言。
第一次合作《小畢的故事》，電影「賣座又叫好」，又是賀歲檔，
火到「南部的電影院通通加場」。他們以為，《風櫃來的人》也一樣會大賣。
實際上，電影上映七天就不得已而下檔，比他們同楊德昌合作的《青梅竹馬》多了三天。

朱天文回憶：

「大家現在都看得很懂嘛，不會看不懂。但那時候上映，觀眾根本一片茫然，
覺得怎麼會這樣，也沒有結局。尤其是那些『錯誤觀眾』，
想看到《小畢的故事》那種淚中帶笑的故事，期待落空後，電影的口碑就變得極差。」

台灣作家王文興曾說，他寫《家變》，《背海的人》等小說，
他的讀者是在被他「橫徵暴斂」。朱天文借用「橫徵暴斂」，形容侯孝賢對觀眾的要求：

「我們就是這樣被他折磨，被他訓練出來，
要看侯導的片子之前，大概心裡明白會是什麼樣子。
當然侯導總是說，這個片子拍出來一定賣座，到後來我們就知道，聽聽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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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拍《風櫃》：取法沈從文的「天的角度」


朱天文表示，侯孝賢是「土法煉鋼」式的導演。
從學徒，場記一路做上來，接觸實務工作為多。
這樣的他，拍電影靠的是「天然」、「天生」、「不知而能行」的直覺經驗，
倒也能「玩得非常開心」。

然而，當他遇見楊德昌，柯一正，曾壯祥，萬仁這批歸國新銳電影人，
帶著國外學來的新鮮電影理論，「好像一個新的浪頭，猛地打到他的身上。」
朱天文笑談，以前侯孝賢看所謂「大師電影」會睡著。
這一批從國外學電影歸來的朋友，倒給他帶來不少衝擊。

很長一段時間，在楊德昌濟南路 69 號的日式公寓裡，
這群朋友一同看大島渚等人的片子，看完，楊德昌就給每個人發一份分場表，
給大家講這個電影的敘事手法。

朱天文回憶，「做得像手風琴一樣」，拉開來長長的一份。
而另一位朋友曾壯祥，當時最喜歡德國新浪潮電影的領軍人物赫爾佐格。
談《陸上行舟》，談《天譴》，侯孝賢聽都沒聽說過。
不像後來和他關係最好的楊德昌，第一天穿的中影的 T 恤上頭，
就印著三個名字：赫爾佐格，布列松和他自己。
聽了這麼多新潮理論，又看了這麼多大師電影，
「不知而能行」的侯孝賢再想拍電影，就陷入了迷茫。

朱天文就推薦他看沈從文自傳：

「沈從文是湘西的一個鄉下孩子，在五四期間來上海，傻眼了——上海太新了。
當時那批站在時代最尖端的新文學作者，全在上海。
有一段時間，沈從文寫的東西就完全背離了原有的創作風格。
這讓我產生了一個聯想，侯導和沈從文一樣，他們的際遇裡有著共通之處。
侯導也是個鄉下孩子。一下碰到這麼多時髦人物，不知道怎麼辦了。」

她回憶，侯孝賢看完就說，知道怎麼拍了。

侯孝賢從沈從文自傳中學來的，是俯視，客觀的「天的角度」

侯孝賢曾表示：

「這本小說有一個觀點，是俯視的，好像這個世界上發生的種種悲傷的事情，
他都很客觀地在看，有一種胸襟。」

沈從文參軍時所見，

「每天捉來的人既有一百兩百，差不多全是苗鄉的農民。
既不能全部開釋，也不應全部殺頭，因此選擇的程序，便委託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
把犯人牽到天王廟大殿前院坪裡，在神前擲竹筊。
一仰一覆的順筊，開釋，雙仰的陽筊，開釋，雙覆的陰筊，殺頭。
生死取決於一擲，應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該活的自己向右走去。
一個人在一分賭博上既佔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應死的誰也不說話，就低下頭走去。」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侯孝賢就找到了這個角度，拍了《風櫃來的人》。
距離放得很遠，用天的角度來看他自己的青春。

在執行上，他一直和攝影陳坤厚說，攝影機要遠，鏡頭要長。

朱天文回憶，《風櫃來的人》中有個長鏡頭，一個土地廟前坐著四個年輕人。
完全沒有任何正面，短切的鏡頭，人物臉上的表情也被隱沒拍完這個長鏡頭，
侯導說 OK，陳坤厚質疑：「你確定？不要切一個特寫進去嗎？」
侯孝賢說，確定。陳坤厚就說，侯導是不是瘋了？
他不要任何的短鏡頭，一直說鏡頭要遠遠的，冷冷的。

有趣的是，這部電影對導演，對攝影卻都意義非凡。
侯孝賢曾說，如果要選一部對他最重要的電影，他會選《風櫃來的人》。
陳坤厚也說，《風櫃來的人》是他創作生涯中最過癮的片子，
即使侯導一直讓他「退後，退後」，以拍出合乎心意的遠鏡頭。


在《風櫃來的人》的剪輯上，也吸收了新鮮的觀點朱天文回憶，剪片那一陣，
侯導正好和剪輯師廖慶松去看了讓 - 呂克·戈達爾執導的法國電影《斷了氣》。
看完他們就感嘆，哇，還有這種剪法，並不需要連續性，邏輯性。

《風櫃來的人》中有一場戲，三個青少年跑到高雄去搭公車，屢屢搭錯，
上去又下來在剪輯的時候，他們也依葫蘆畫瓢起來，在剪輯上不拘泥於邏輯。

朱天文解釋：「以前剪輯是這樣的，上一幕的手要和下一幕的手對應起來。
他們剪這場戲的時候，就直接剪掉，直接不聯繫，這種做法在 35 年前是很叛逆的。」

朱天文說：

「遇到楊德昌他們以後，侯導拍電影的狀態就開始在自覺和不自覺的邊際上遊走。」

在《最好的時光：侯孝賢電影紀錄》裡，她寫，

「據我的觀察，侯孝賢拍《風櫃來的人》時候，在根本不知道寫實主義的歷史背景，
作者論，場面調度，長鏡頭等等理論之下——事實上，那時他還搞不清高達是幹什麼的
——竟也一做就做出了這部徹底用寫實文體拍攝寫實內容的電影。
但也奇怪，不通時一竅不通，通時百竅皆通，他像飛一樣，忽地闖進電影極高的境地裡，
跟諸位大師們居然也對得上話，交遊起來了。」

吸納了新理論，又有侯孝賢對生命一以貫之的觀察，
在自覺與不自覺的邊際上遊走出來的片子，就是《風櫃來的人》。
朱天文評價，它新鮮，敏銳，犀利，像一把「新發於硎的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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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與侯孝賢：不計代價的配樂實驗


製作《風櫃來的人》時，有一件頗有趣的插曲。
1983 年，電影在台灣上映時，配樂用的是李宗盛。然而，在票房慘淡，無奈下片後，
深諳古典音樂的楊德昌又幫電影重配了維瓦爾第的《四季》，效果頗佳。
朱天文解釋，這實際是兩個惺惺相惜的導演玩的一場「不計代價」的配樂實驗。

朱天文回憶，侯孝賢和楊德昌當時都在中影做後期配音，侯做《風櫃來的人》，
楊做《海灘的一天》。侯孝賢看到《海灘的一天》，由衷感慨其精緻。
他對楊德昌說，如果拍《風櫃》前他先看到《海灘的一天》，可能會拍得更好。
也正因這份惺惺相惜，在《風櫃來的人》七天下檔後，楊德昌覺得非常可惜，
大膽提出要幫他重新配樂。侯孝賢也覺得很有意思。可是電影已經賠本了，也下片了，
為什麼還要再做一個新的版本呢？同是製作的陳坤厚無法理解。
為了這場配樂實驗，侯孝賢不計代價，在已經虧損的情況下又花了二十萬，
把幾條軌道重新混聲。朱天文說，其實這是非常瘋狂的。

談到侯孝賢與楊德昌的惺惺相惜，朱天文說：

「良性競爭是很幸福的，像侯孝賢和楊德昌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你能與之競爭的人，
並不是那麼容易他們身上都有對方所沒有的東西，所以『異性相吸』。
他們之間最好的欣賞，就像蔡琴講的，簡直像在談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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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式本土風情：並非迎合西方想像


侯孝賢的電影通常取材於本土經驗。
朱天文透露，《風櫃來的人》中，許多場景皆拼湊自侯孝賢第一手的私人印象。
有次侯孝賢去澎湖探王菊金的班，閒逛到風櫃，在雜貨店看到一群年輕人撞球，
就坐在那裡看，看了將近一個鐘頭離開後，念念不忘他曾說：

「我忘不了那群青年，看樣子他們都已沒在唸書，
感覺他們是這麼不安定，而隨時會出事。
在他們身上你看見青春生命不可預測的哀傷和悲壯，那個荒涼寂寞的下午。」

這成為他拍《風櫃來的人》的契機，這個畫面變成了電影的第一幕。


對電影另一個取景地高雄，他也很熟悉。
朱天文介紹，那一年侯孝賢要考大學，專門跑到旗津朋友家唸書。
而電影中紐承澤的角色，幾乎是侯導自身的寫照。

朱天文說：

「《風櫃來的人》裡，很大一部分都是侯導自己在城隍廟前「耍流氓」的故事。」

媽媽持菜刀砍中兒子大腿，父親葬禮後兒子席間摔飯碗，
電影裡的這些情節，都是侯孝賢自己的經驗。
主角能幹的姐姐，沉默的哥哥，確實也像《童年往事》中侯孝賢對家庭成員的描述。

電影中，阿清三人在高雄的街頭想看「大銀幕，彩色的，歐洲片」，
被騙上一棟尚未完工的空曠大樓對著一整面落地窗，
他們喊：靠，還真是大銀幕，還彩色的！

「這個情節也是真實發生的。」朱天文笑，
「我妹妹朱天心當時有個『四人幫』，在她的《擊壤歌》裡有寫，
成員是她、唐諾、丁亞明，跟已經去世的林端，
被騙就是這三個男生經歷的事情，後來被侯導拍進了電影。」


談起侯孝賢電影中的「東方情調」，朱天文坦言，在某些不懷好意的西方注視下，
「東方情調」幾乎成為了「髒名詞」。

「不能在電影中有意附和，滿足西方人對東方的想像，
貧窮啊，諸如此類的。這是很糟糕的事情。」朱天文說，

「侯孝賢一再強調，他的電影是從泥土裡長出來的。
在缺乏好萊塢完善工業體制的現實限制裡，他需要殺出一條血路，
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說故事的方法。
這種說故事的方法，可能和西方既有的電影文法不同，
但絕對不是為了迎合西方人的想像。」

聞天祥也補充，陌生化確實會帶來奇觀的快感，但難以持久。
侯導電影常受知名國際大導青睞，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喜歡《戲夢人生》，
科波拉喜歡《南國再見，南國》，馬丁·斯科塞斯喜歡《海上花》。
這顯然已經逾越了文化的表面鴻溝，而是在深層找到了共鳴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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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的慨嘆：「天上的人不需要地心引力」


朱天文和侯孝賢的合作常常劇本先行。 《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
都是先有故事、先有劇本，再寫成小說，在當時報紙副刊上連載。
朱天文說，當時侯孝賢拍片已經非常公式化，拍《小畢的故事》時，
已經熟練到在劇本上提前寫好，第一場一分鐘、第二場一分半等。

這時，侯孝賢就希望請沒有寫劇本經驗的朱天文等人來為他寫，
「像一股清新的風吹進來」。 但朱天文笑稱，侯導用劇本也是「大概大概」。
《小畢的故事》最後只用了朱天文、丁亞民一兩句對白，
其他都是侯導每天的即興發揮，劇本很多時候只是工作人員找景的藍圖。

這些年，朱天文和侯孝賢合作了十七八部電影，侯導的個人風格一如既往地鮮明。
當被問到劇本中的得意之筆被放棄是否會扼腕，朱天文直言：

「絕不會。只是好比拍《刺客聶隱娘》，（我寫劇本）那個功夫下得……
新唐書、舊唐書，弄了一堆，建起一座冰山，最後在電影裡只露了一點點，
極簡成這個樣子。中間應該有因果的地方全部剪掉，心理變化都沒有。
觀眾看了可能就會想，這個編劇是傻瓜吧？
作為編劇，看這個電影，我就想，啊，沒關係。你已經到天上去了。
我們地上可能還有地心引力，從這邊到那邊總需要心理變化，總要有因果關係。
天上的人不需要。你想，侯導是編劇出身，怎麼會不知道該怎麼交代因果關係呢？
但是他就要跟著自己的想法走。 」

「電影不是文字，是影像，最後終歸是導演的。」朱天文說，
「我也有屬於自己的文字戰場，所以非常自在、非常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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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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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話：

那天的對談講座，我也有在現場。意外的是，影廳沒有全滿，
但更意外的是，很多業界的人在現場，還有大型攝影機記錄對談，
只是沒想到連中國記者都有來，還刊載這篇文章在中國的報紙。

因為對談時間超過一小時了，我本來想問問題，
但無法鼓起勇氣面對攝影機，生理狀況也不允許 XD

我真的很好奇，片中的爸爸演員，到底是真的額頭凹一個洞，還是假的。
因為在打棒球那一幕，觀察他的額頭，像是有東西蓋著那個洞，
我當時想著，當年的特殊化妝技術就已經這麼成熟了嗎？

而且聞天祥老師好像說到，不像其他電影，《風櫃》沒有出版劇本，
所以沒辦法知道，究竟原本的劇本長什麼樣子，
只能從其他書中，看朱天文的文字側面描述。

總之，如果能再有一場獨立講座，聽朱天文老師談談侯導，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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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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